张定浩图/沈煜

“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获得扩充和滋养，那就是在爱中。去爱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在爱中把自己交付出去，去感受另一个更好的人如何生活和写作，然后回去，去写出那个在这样的感受中一点点向上生长的自己”

全文约字，细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张定浩工作的单位在巨鹿路号的老花园洋房里。

沿着老洋房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收获》、《萌芽》、《海上文坛》的白底牌子扑面而来，都是让无数文学青年心脏咚咚作响的名头。

二楼楼道尽头的一间，是他和同事黄德海共用的办公室。这里是《上海文化》的编辑部。靠墙摆着两张旧书桌，其余的空间被一叠叠堆得高高的书、杂志所占据，挤挤挨挨一直堆到镶有老式壁炉的墙上。向着花园一侧有个小阳台，藤蔓植物从地面一直爬满了窗格。斜眺下去，一尊半裸的西洋女神雕塑矗立在花园中心的喷泉上。

花园洋房原是旧上海滩一位刘姓大亨的寓所。自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所在。

我们正聊着文坛故事。每每提到某篇文章、某本书时，张定浩就从椅子里抽出身，瘦而高的身躯埋入杂乱无章的书堆中。他总能在十来秒里准确地抽出一本、把提到的内容翻找出来。

年踏进巨鹿路号，张定浩一待就是十年。

从复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做过书籍、杂志等，个人职业和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年，他把在复旦读研时睡对铺的兄弟黄德海也拉到《上海文化》来。案牍劳形之余，两人照着老习惯，闲聊着各自对当下文学的种种看法。这些闲聊引起了主编吴亮的注意，有时他也加入到他们之间的争论中来。

有着一头标志性长发的吴亮是沪上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头人物。他一直对近二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的“平庸”感到不满，自《上海文化》改版后，外来约稿也让他不甚满意。

在这两个寂寂无名的后辈身上，他决定“下一次注”——让他们匿名为自家杂志写文学批评，不久后还为他俩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

自年起，一枚枚重磅的批评“炸弹”一再被这本在文化界颇有分量的老牌杂志引爆。它们把锋芒指向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苏童、格非、阎连科、马原这些文坛大佬，直击他们新作品的软肋与“命门”。

为了避嫌，身为杂志编辑的张定浩化名为“张诚若”、“张江”等，写一篇就换一个笔名。直至年黄德海正式加入，他才开始使用真名，保持每期一篇的频率。

在这些批评炸弹里，张定浩对余华的新作《第七日》是最为毒辣的，说他擅长于“闹剧式的叙述”，在《兄弟》之后又一次直接拿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段子简单、懒惰地拼凑，以及这懒惰背后着意迎合西方读者的“投机”用心。

他直指苏童的小说《黄雀记》完全不合乎日常生活的情理和逻辑，“彻头彻尾捏造一个故事”，把没有来由的偏执强加于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用莫名其妙的复杂情节把它推至逼真的极限，“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更能迎合大众口味的了。”

对于格非的《春尽江南》，他也没有客气，认为这位清华中文系教授把人物角色简单粗暴地符号化、类别化乃至漫画化。他引用作者自己对弥漫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经验的同质化趋势”的批评，以此反问对方——“小说家和一切艺术家的任务之一”恰恰是同这种趋势相抗衡，“而不是就此怀疑个人经验本身的价值。”

当听到文坛和评论界都在切切私语这些犀利尖锐、扎中名家大佬“软肋”的批评文章，吴亮狡黠地意识到这两个年轻人“成了”。身为伯乐，他对他们赞赏有加，不吝以“后来者居上”给予肯定。

在他看来，张定浩行文“偶有论战色彩，不依不饶，眼光严苛措辞尖锐”，认为他的方法论基本建立在“伟大而广义的传统主义之上，将当下向悠久传统包括现代主义传统回溯”。与之相比，黄德海则显得风格温婉，娓娓道来，以逻辑缜密立论谨慎为特色。

集中写了三年后，作为新锐“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张定浩渐渐在文学和文学评论界有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年，上海作协曾专门为他和黄德海等几位青年文学批评家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在复旦大学的文学讲座上，中文系一位学者将他们戏称为上海文学批评界的“四小天鹅”。

身为作协机关刊物的一名编辑，如此向文学大佬们频频开炮，会不会很得罪人？

“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所有没有顾忌。”张定浩说自己骨子里是有点“隐藏的刻薄”，加上阅读的不满，所以显得锋芒毕露了，从没有以此博出位的念头。

他自己承认现在写文学批评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犀利，并在近年刻意地转向温和。这里既有前辈师长的好意提醒——“你要看到别人的好”，也有对身份的顾虑——“我现在不是独立身份的批评家，别人会以为你是代表着作协的态度。”

近三四年，他更多转向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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