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黄雀 >> 黄雀生活环境 >> 七七事变,日军8400人为何挑战宋哲元1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地点。年年月月，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如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时间过去了84年。战争结局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花环。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那里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豁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这场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的最高统计数字，也只有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29军，就不下10万人。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
当时东北地区日军不足2万，而张学良之东北军人数近20万。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了沈阳，一星期控制了辽宁，三个月占领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衰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幸运很少重复，灾难却不断叠加。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前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强迫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日本根据该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
年9月，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约定人数为人，每国不超过人，司令部都设在天津。
按照约定，日军应为人。驻扎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12处，称“清国驻屯军”。
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持续动荡，日本一方面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另一方面暗中扩大编制，增加驻军人数。至年5月，北平驻屯步兵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8个中队、山炮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人数已达数千。
即使这样，驻屯军仍然不满足——特别是眼见资格很浅的关东军急剧膨胀。
关东军是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中国东北后派驻的“关东州”即旅大地区的部队。原来仅是“关东州”都督府的守备队，后发展为“满铁”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飞黄腾达起来，兵力由原来的1万，急速发展到10万，让驻屯军看得分外眼热，于是也想弄点明堂出来，将华北像东北的“满洲国”一样，弄成大日本帝国的殖民领地。
关东军之所以能够建立“满洲国”，因为有一个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华北驻屯军若想效法关东军，把华北也弄成“满洲国”那样的形式，同样需要有“华北汉奸之父”式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很快就出场了。
由关东军调入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到华北盯住的人物，是夹在国民党中央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的29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的最早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他率领29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年宋哲元任第3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包括抗战与不抗战。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正因如此，蒋介石也早就想收拾一下他。
年5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借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被中国军队扣留之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此时蒋介石正在部署追击长征中红军的大渡河会战，准备于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歼灭红军，于是采取对日妥协态度，令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
宋哲元手书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
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
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
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蒋介石的本意是借机撤换宋哲元，调29军去江西“剿共”，扫除中央军在华北的障碍。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这是一个并非可以随意摆布的人。被免职后他立即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大本营。既然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已不再可能，他便觉得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通过亲信萧振瀛、陈觉生与日军联络。
萧、陈二人心领神会，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还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驻屯军反应很快，马上宣布宋哲元必须在位，不再提将宋部压迫到黄河以南的原定设想了。
这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29军第37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联络日军和扩张势力的活动，使蒋介石非常担心。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年7月，蒋在庐山召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中央拟将主持华北责任交由宋哲元军长负责”，以示对宋的信任。
7月27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抗战功绩；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
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
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还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踮着脚尖走钢丝。
宋哲元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土肥原是日军中主张“华北自治”的鼻祖。年，在中原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大混战，时任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如鱼得水，来回穿梭于北方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对抗蒋介石的北伐。
“北洋派大同盟”没有搞成，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又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名称与“北洋派大同盟”不一样，内容却是一样的：促使中国南北分裂。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通过这样的安排，把手伸向了华北。
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诱使这些北方军事大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一直未收到成效。
现在机会又来了。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面组织“自治政府”，日本提供军援和经援。宋还未糊涂到此等地步，当即拒绝。
但是对中国军阀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变换花样，改为联络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称为“首先建立察哈尔、河北两省自治政权，然后使山东、山西、绥远三省加入”。
在怎样才能有效割裂中国版图这一点上，土肥原的思虑比其他日军将领更为深远。
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在东北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日本方面最初并无定论，关东军内部也争论不休。
板垣征四郎最为激进，主张直接吞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
石原莞尔则稍微缓和，主张间接吞并，像统治朝鲜和台湾一样设立总督府，变东北为日本殖民地。
碍于国际形势的羁绊和自身实力的限制，这两个方案最终都未被日本统治当局核准与同意。
板垣为此怒火万丈。石原为此“吞下万斛泪水”。最终核准实施的，是土肥原方案。
土肥原对现实国际政治和日本实际地位理解最为深刻。他提出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从中国本土脱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用一个中国人担任傀儡政府首脑。
这个中国人，就是下台的清末宣统皇帝溥仪。
土肥原下棋从来不会临时找棋子，他一直在棋盘上提前布势。年，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之时，他就把这个走投无路的宣统皇帝弄到了天津日本租界，精心保护起来。土肥原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棋子何时可用，但知道一定有用。
7年之后，时机来了。年11月4日深夜，土肥原踏入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与溥仪长谈。时间不长，溥仪在土肥原策动下从天津潜逃至大连。
年3月9日，伪“满洲国”正式出炉。
在选定傀儡、弄牵线木偶这些事情上，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土肥原比板垣、石原等人更加高明和老辣。此人会说多种中国方言，深深懂得中国人的心理。他拉拢吴佩孚时，有人告诉他：吴虽反蒋，却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大度地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他太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吴佩孚未能拉过去，他又把目光转到宋哲元身上。
他要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实现其华北扩张的梦想。
土肥原一系列活动的大背景，是因为当时日本力量不足，对华北的侵略采用“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这种首先从经济上打开缺口的手段，然后再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的范围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第二个“满洲国”。
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
二、中日“满”密切合作；
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中方一有退让，日本人立即变本加厉。就在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的10月，土肥原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
在军事、政治的压力和自身私利的诱迫下，眼见蒋介石退让，宣称“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宋哲元也开始动摇。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斟酌再三，硬中有软、软中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明显表露出蒋介石的处境和一贯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日本的压迫不能超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起来。
日本方面根本不给蒋介石太多考虑机会。此前的11月初，土肥原已经拟定“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11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
宋哲元被迫斟酌再三。与蒋介石不一样，他越斟酌越动摇。11月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宋哲元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另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1月19日，宋哲元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在土肥原的鼓动下，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发表亲日宣言，公开亮出汉奸身份。
殷汝耕（右）在伪“冀东自治政府”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派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要拿办殷汝耕，必须有宋哲元的协助配合。但宋哲元却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特别是此时土肥原正在幕后活动，鼓动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实现“华北自治”。
成立这样独立于中央的“自治政府”，即使私利再大，宋哲元也没有这个胆量。他打了个折扣，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中安排了若干亲日分子。
随着时间逼近，宋哲元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另一方面又邀请河北、山东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津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思虑再三，在土肥原最后通牒到来的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止，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他提出来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应该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什么叫“蚕食”？可看看土肥原对“华北五省地方自治”步步为营的、有条不紊的、潜移默化的坚定执着地推进。
中国就这样变成了案板上一块诱人的肥肉，被侵略者耐心细致地一刀一片往下切。
最终制止宋哲元的危险前行、击碎土肥原“华北自治”梦想的，是沸腾的全国舆论。
年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自肇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一二·九”运动最初宋哲元也不客气，立即下令停止《大公报》的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致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要求“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出来干预
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大公报》等报纸的行为。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看这局面，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直赴西山休息，将一切推给何应钦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最后办法就是同意一种华北“准自治”形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蒋介石再一次退让。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
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基本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实行华北“准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着降日的方向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在中国现代史上，“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的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日本人则想利用该委员会完成向彻底控制华北的过渡。
皆有所想。皆有所图。矛盾折冲之中占便宜的是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做出让步。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冀察政务委员与日军将领合影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奔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2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14个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社会舆论将民意反映到这种程度，在中国是破天荒头一遭。
一次又一次民族危亡，真正救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自身。
在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下，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危难时刻警人醒人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滑为汉奸。
从全国各地的反应中，宋哲元终于感到自己的一些行为的确过分了，他开始向回转。
一面回转，一面艰难地玩弄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一块地方。
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居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真正转变，在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打击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之初，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主张谈判解决问题，于7月11日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主要内容有三：
1.道歉；
2.保安队维持当地治安；
3.取缔抗日团体。
7月12日，蒋介石来电，要求宋哲元“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同日，宋发表谈话：“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以为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化险为夷，继续在日、蒋之间保持平衡。
7月13日，蒋再电宋“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并告诫宋说“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
被日方看中的，恰恰就是中国方面的“各个击破之隙”。
一直到7月27日，长期代表华北地方当局分别与日本侵略者和南京国民政府博弈的宋哲元，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7月28日，眼见中方的这个缝隙已经合上，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平津地区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那个时候除了北方如殷汝耕那样的汉奸和南方的“低调俱乐部”，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抗日在北平怎么抗，宋哲元还是有自己的考虑。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案：留四个团兵力防守北平，主力到永定河南岸布防；
第二案：留张自忠率所部在北平、天津与日本人周旋，宋哲元率部退到永定河南岸。
这两个方案既不是死守，也不是撤退，而仍然是一种现实战争与期望和平之间的游离。最后暗示他可以撤退的，还是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发来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
华北就这样丢掉了。
如果不幸中还能找到万幸，那就是它是在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被强行占领的，不是像东三省那样拱手相让的。虽然仗打得不甚理想，但一己之私最后终于让位于天下之公。胜败可以转换，大义却不能动摇。否则，还结成民族干什么？还组成国家干什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率部从华北撤退的宋哲元元气大伤，随后基本退出军旅指挥岗位，辗转养病于湖南衡山、四川重庆、成都。年4月，他在四川绵阳病重不起，56岁去世。
临终前在病床上，宋哲元反复重复着一句话：“不能再参加战斗行列，不能看见抗战胜利，死也不能瞑目。”
历史最终铭记了他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