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天下”收缩成了“中国”，仅就宋朝所控制的地理疆域而言，它已经收缩得太多，且不说汉代曾经收罗麾下的西域、唐代“天可汗”恩威所及的漠北在宋人那里早已遥不可及，就是近在咫尺的幽云那一角宋人也是无可奈何。幽云地区成为了宋代君臣抹不去的伤痛，同时也是一层萦绕其心的牵挂，那陷于契丹的一隅之地，使得宋人的汉唐情节蒙上了一层凝重的气息。或许正是这股气息激励着宋朝君臣为恢复旧疆故土而不懈地努力着。

一、宋朝君臣对幽云地区归属的不满

幽云地区，幽指今北京，云指今大同，即是幽州、云州一线的十六个州，分别是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等州。后晋皇帝石敬瑭时割于契丹，后周皇帝郭威显德年间取得瀛、莫二州，复归于中原政权的统辖之下。宋朝建立后基本延续了后周以来与北方契丹的地理边界格局，这就意味着宋建国后，幽云大部分地区依然在他者的手中。

宋朝君臣对石晋一朝拱手割让幽云十六州一事表达了相当的不满。宋太祖曾对大臣云：“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大意是说石晋自私自利，为了一己之私利将幽蓟贿赂契丹，使一方人民被分割于外境，实在令人怜悯惋惜。宋太祖短短的一句话传递着他的三个思考层面，首先表达了对于石晋割地的不满，批评其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其次道出了自己对幽云之地人的怜悯关切，“朕甚悯之”；再次宋太祖将割于契丹之地称之为“独限外境”，这个外境恐怕不是真实地理上的外境，而是思维观念的漂移。毕竟幽云十六州还在那里，地理位置并没有任何的变动，只不过它已经假手于人，非我所有罢了。

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同样表示了对石晋割地的强烈不满，雍熙二年，也就在宋太宗雍熙北伐的前一年，他对宰相说道：“朕览史书，见晋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礼，仍割地以奉之，使数百万黎庶陷于契丹。冯道、赵莹，位居宰辅，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

宋太宗将割地给予契丹一事认为是奇耻大辱，原因有三：一是石晋对契丹行“父事之礼”，在中国古代非常讲求名分，其中就有父父子子，子以父纲之说，显然辈高者为尊，针对石晋向契丹的“父事之礼”，太宗则不以为然；另一个是身为国家重臣位居宰辅的冯道、赵莹亲自“持礼”，失了体统，有伤国家颜面；再一是责难石晋置百万黎庶于不顾而陷于契丹。

鉴于此三点，无怪乎宋太宗将其视之为“屈辱之甚也”。对于石晋割让幽云给契丹的不满之音，不仅有来自赵宋皇帝的愤怒，也有来自朝堂之上官僚的指责。端拱二年，户部郎中张洎曰：“昔晋德不纲，幽都沦没”，张洎将幽云的丢失归因于“晋德不纲”，德在古代通常作为一个王朝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支撑依据，有着重要的意义，张洎的指责已经达到道德本体论的范畴。

同一年，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奏议曰：“盖以（幽云之地）本是汉疆，晋朝以来，方入戎地”，王禹偁既没有表现出宋太祖那种悲悯情怀，也没有呈现出宋太宗鲜以为耻的辱蔑，更没采用张洎上纲上线的表达方式，然而王禹偁却在论述着一个事实，石晋确实是将“本是汉疆”的幽云之地送入戎地的始作俑者。

宋朝君臣对历史上石晋一朝的不满和指责，应是他们面对幽云已在他者手中的现实所触发的积郁心情的宣泄，或许在这一宣泄的过程中能够稍微放松积郁已久的紧张和焦虑。

二、宋君臣对疆土的执着

宋君臣对疆土的执着，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与四夷交涉时的底线，宋太祖曾云：“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太宗曰：“敌人贪婪，啖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真宗皇帝在澶渊之盟前夕则说道：“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

宋初的三代皇帝均本着以金帛换土地的思路与占有汉唐旧疆的契丹人进行交涉，否则“必须绝议”，甚至不惜以兵戎相见。而到了宋代第四任皇帝仁宗时期，这一以金帛保疆土的理念已经被完美的实践。史载：“庆历中，（契丹）要关南十县，与三十万乃止”。宋朝君臣以三十万的经济代价保住了后周世宗从契丹人手中夺取的关南十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幽云地区的瀛、莫二州。宋朝君臣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今天的话语方式来说，疆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10-12世纪的宋代还没有今天所谓国家主权的概念，然而宋人明白疆域延伸的所在便是赵宋皇权实际触摸之所在，除此之外的区域便是宋太祖口中所称的外境。疆土的扩大或收缩不仅关乎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利益，更关乎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赵家天子的颜面与赵宋王朝的尊严和地位。所以他们对旧疆故土的情节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变得更加的强烈、渴望。

宋神宗曾将太宗雍熙北伐之后的行为称之为“弃天下”，并言与北方的契丹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在谨守祖宗之法的宋代，神宗皇帝竟对宋太宗“弃天下”产生了疑问，他在表述宋朝与契丹的关系时，措辞又是如此的严厉与激愤，正如王铚在最后所说的那样，宋神宗已有立志恢复汉唐旧疆的决心。而这个决心还会在神宗皇帝之后的继承者中延续。

宣和二年宋徽宗为了收复幽云地区，与北方崛起的金签订了“海上之盟”，之后却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靖康二年，金人攻进开封，宋人在淮河之北的舞台即将落下帷幕。明代人王夫之讥讽宋人是自取灭亡，其曰：“辽之既灭，女直之志已得，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于是而欲逞志于宋，乃且无定情焉。”

宋君臣对疆土的执着，对幽云十六州的索求终招引致亡国之祸，从这一角度去审视明代人王夫之关于北宋亡国原因的论述，还是颇有道理的。王夫之捕捉到了宋人的主观意识作祟的方面，即“召之挑之”。不仅是王夫之看到了这一点，当代一外国学者也曾这样形容宋代的人，“他们已经成为继承汉唐遗产收复旧地的囚徒”，他们自缚手脚，沉重的锁链使得宋代君臣透不过一丝气息，直至灭亡。

或许仅仅依靠推测宋人对旧疆故土情感的主观需求，还不能够充分解释他们那种对于幽云十六州乐此不疲的热情。宋代君臣之所以对幽云那一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是出于军事战略安全的考量。燕山（长城）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王朝在北方防御夷狄藩臣的屏障，而在宋代，燕山（长城）则处于辽朝的管控之下，如此则辽处于战略上的俯冲地位，北宋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而宋境内又无险可守，这恐怕才是宋人深可忧虑的冥思之处。

在旧疆故土情感的主观需求和军事战略安全的客观需要双重刺激下，宋人对于幽云十六州的情节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随着帝王人选的迭替而有任何动摇。宋初的皇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一历史问题。虽然宋太祖赵匡胤有收复旧地的愿望，但作为军旅出身的帝王，他很清楚地知道发迹于燕山对面的契丹人的军事实力，因此当他拿出幽州之图与宰相赵普看时，赵普泼了他一身“凉水”，宋太祖只好以沉默相对，史载“帝默然，持图归内”。显然宋太祖也意识到还不具备对抗北方夷狄的条件。

而宋太宗在经历两次北伐幽云失败之后，也曾以颇具自我反思式的语气说道：“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端拱二年，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奏议中曰：“诚宜作备边之计，示忧民之心，不必轻用雄帅，深入敌境，竭苍生之觽力，务青史之虚名。如此，则天道顺，人心悦，年岁之间，可缓图也。”

总结

王禹偁也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先做好备边之策，不必贸然深入夷狄之地，劳民耗财，同时他也指出，幽云之地须从长计议，所以“可缓图也”。或许宋人担心夜长梦多的缘故，后来，他们有点急不可耐了，对于北边那幽云一角的向往和思绪，由最初的理性抉择逐渐嬗变为不计后果的狂热，宋人不但没有收复梦寐以求的幽云十六州，反而又丢失了淮河以北的“中国”之地，真是旧恨未报，又添新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