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

——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

徐勇

（原刊于《文学评论》年第2期）

内容提要

苏童的《黄雀记》充满了隐喻与象征，其叙事空间的高度象征化及文化隐喻的丰富性、隐晦性虽造成了阐释上的困难，但同时创造了一种重新介入现实的方式，而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征现实、介入当下，恰恰是转型之后的先锋作家们念兹在兹的议题。自《菩萨蛮》和《蛇为什么会飞》始，苏童在现实写作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有目共睹。有趣的是，余华在《第七天》中试图以最真实的“纪实”手段表征现实、书写苦难，成就的却是浮世绘式的表象叠加；苏童反其道而行之，他以象征而虚幻的方式，用充满隐喻色彩的小说叙事完成地却是针对现实当下的最沉重而深刻的介入。

一

自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溃散以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重被凸显并被放大。如果说，先锋写作以形式上的实验，完成地是对文学与现实间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颠覆以及重新定位与定义的话，那么，这一努力在近两年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仍有极为明显而持续的表征。其中，有阎连科“神实主义”式的现实主义写作（《炸裂志》）、贾平凹面对现实的重新浪漫化的呈现（《带灯》）和刘震云对现实喜剧性的存在主义式想象（《我不是潘金莲》），有韩少功从历史返向现实时在遗忘与回忆间的犹豫与游移（《日夜书》），马原对现实荒诞性的体认（《纠缠》），以及余华式的“现实植入”（《第七天》），洪峰的“贴地飞行”（《梭哈》），等等。可以说，如何面对并介入对现实的表象，“表现他的时代”（卡尔维诺语），成为这些作家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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