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年生于苏州，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包括《米》《红粉》《妻妾成群》《河岸》和《黄雀记》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年，苏童凭《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图/视觉中国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作者：苏童版本：磨铁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年2月《妻妾成群》作者：苏童版本：磨铁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年2月《米》作者：苏童版本：磨铁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年2月《黄雀记》作者：苏童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2月上世纪80年代末，二十出头的苏童以先锋姿态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和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被称为“先锋文学五虎将”。他们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写作，挑战传统的文学叙事，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艺术创新著称。自此，“先锋作家”的标签就一直伴随着苏童的写作。而今，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对文学仍抱有强烈的野心和欲望，但疆土已经不在“先锋”上，他说：我的路还很长，“先锋”已经不再是想要的那顶皇冠。最近，磨铁图书重新出版了苏童的《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几部代表作品。借此契机，我们与苏童进行了一次专访，聊了聊曾经的先锋写作，也谈及了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种种看法。1热爱短篇小说，却希望写出了不起的长篇新京报：到目前为止，你共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短篇小说，你曾表达过对短篇小说有更浓烈的兴趣，能否谈谈你眼中两者的差别？苏童：如果说长篇小说是用文字建一座宫殿的话，那么，短篇小说就是盖一座房子或者凉亭，它们的工程量不一样，但是所用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外乎砖、水泥、木料、石头，等等。造一栋房子的工程量可以预期，比如，我写一部短篇小说，原本计划五天写完，再怎么不顺利，最多用三十天一定能写完，很少发生意外。但是，长篇小说则很难说，因为它需要计划的东西太多了，一根柱子或横梁出现问题，整个宫殿就可能没法建成。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写长篇一开始写得志得意满，但后来没法完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写短篇小说可以考虑得很周全，作者考虑的范围甚至多于小说所需要的，但没有一个作家有能力把长篇小说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事先安排好。别说是那种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就是十五六万字的小说，可能刚写到一半，开头人物的名字就不记得了，得去翻，看到底是叫“建国”还是“治国”，好多作家可能都有过这种体会。新京报：不论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评论界对一个作家的评判，都更看重长篇小说，普遍轻视短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似乎长篇小说才能代表一个作家的最高水准，为何如此？苏童：这确实是一种通常的观点，甚至连作家自己都这么认为，比如爱丽丝·门罗，我印象中她是唯一一位以短篇小说获得诺奖的作家。别人问她为什么不写长篇，是不喜欢，还是鄙视，她说得非常老实，说她一生都在想写长篇小说，但就是写不了，或者说不能写得令自己满意。由此可见，写长篇小说是绝大多数作家心目中的梦想。我们不能回头去问契诃夫、博尔赫斯这类短篇小说家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去世多年，没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私下推测，恐怕作家们都不能免俗，还是会觉得长篇小说更有力量，它是一个作家最能实现野心的舞台。我并不是以此来否定短篇小说的价值，即便我对短篇小说如此热爱，但我还是希望写出了不起的长篇。对短篇小说的轻视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包括市场和批评界的因素，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大家如此统一地厚此薄彼，或许也有它的合理性。尽管，没有一个人敢说托尔斯泰一定比契诃夫伟大多少倍，但是要说起来，总是会把托尔斯泰排在前面，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别。新京报：事实上，出色的短篇小说也可以具有巨大张力，虽短小精悍，但可寸劲杀人，四两拨千斤。你在中学时代就读短篇小说入迷，后来甚至为写作短篇，而一度停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否谈谈你对短篇小说的理解？苏童：短篇小说也有各种类型，可能没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契诃夫有很多针砭时弊的小说，比如《变色龙》《套中人》，直接针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嘴脸，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更多的作品是微妙而复杂的，它们揭示人性，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契诃夫有的小说也很朴素，比如大家熟悉的《凡卡》，一个如此天真无邪的小男孩，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封信给爷爷，想告诉爷爷自己的悲惨遭遇，但根本不知道爷爷的地址，只能写“乡下，我的祖父收”，这是一封注定收不到的信。它的结尾这样悲伤，读到这样的故事，谁能不受震动？这就是你所说的“寸劲”，倒不是杀人，而是感动人。当然，也有的短篇小说是靠形式感取胜，形式感是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博尔赫斯的一些短篇小说，可能没有人物关系，没有细节，就从一束光开始写。博尔赫斯干的事情，可能跟科学家一样伟大，他为人类提供了很多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2写《米》时就是为了夺人眼球新京报：《米》是你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二十多岁时的作品。但对这部让人惊艳的小说，你却说读者对它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你自己，并认为它有严重缺陷，为何这样评价？苏童：首先，《米》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它很难跟我们真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或某一个局部发生呼应和对照，当然，它也不是一部纯幻想的作品。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有一种造反派精神，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为了夺人眼球。当时年轻气盛，觉得一定要打碎什么东西，即所谓的文学和人性方面的陈规陋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以一种数学方式在推算人性恶的世界。大家都在写人性美好，而我想写人性在自我黑暗海洋里的一次流浪，从男主角五龙到女主角织云、绮云和他们的孩子，皆是如此。我对黑暗感的描写无所顾忌，觉得越黑越好，惊涛骇浪越大越好，所以它是很夸张的。换句话说，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坏的人，从来没遭遇过这种恶劣的人际关系，我只是用极端的方式把它们写了出来。新京报：你曾说，像《米》《年的逃亡》这样的作品，就是为了解开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喊叫和寻死觅活的情结，这种写作姿态是否也会随着青春期的结束而有所调整？苏童：会，因为写作也有青春期。到后面写《妻妾成群》的时候，一看就是进入了中年期，尽管我当时也才20多岁，但是心态上不同了。喊叫的状态下，会出一些极端的东西，可能很不成熟，甚至没有逻辑。现在回头看这些作品，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会想当时怎么会用这么低级的词语，但另一方面又会感慨，当年的热血现在已经没有了。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常见对死亡、暴力和病态的残酷描写，这是否与你小时候得过肾炎和败血症，过早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有关？苏童：你觉得是反扑社会？（笑）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你说得蛮对的，很多与我同龄的作家，都觉得我写东西残酷得不眨眼睛。事实上确实如此，我的青少年时期处于“文革”中，整个社会暴力无处不在，暴力是一种常态。一个孩子无端地打另外一个孩子，没人认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看你不顺眼，或者因为心情不好，就要打你，暴力是不受谴责的。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我在下笔的时候没有负担，我只是在呈现自己的真实记忆。不像今天所谓的文明社会，觉得写暴力就不文明。3我对先锋的态度是暧昧的新京报：所谓“先锋文学”是特属于青春期的作者吗？苏童：那倒也不一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阵营中也有一些人到中年的，关键是看创作的态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作的“人设”。他是否希望与众不同，想与当时流行的那批中年作家、右派作家、老三届作家拉开距离，写他们不会写、不可能写的东西，先锋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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