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位于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的准格尔旗龙口镇。熟悉本地区历史的人知道，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鄂尔多斯高原属于“戎狄之地”，这里的原住民主要为林胡、楼烦民族，以及更多更凌乱、历史上称为“葆塞蛮夷”的少数民族，后来又有匈奴民族进入。进入战国时代，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西略胡地；秦有蒙恬为秦侵胡；汉有骠骑将军卫青收复河南地等，这里才逐渐进入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历史上的“河南地”、“新秦中”，以及后来的“河套”、“几字弯”等都指向这片区域。两汉时，故乡准旗的纳林、暖水一带曾经是西河郡名县“美稷”，置“属国都尉”以管控内附南匈奴部族，断续存在年，开民族融合之先河。今天，上述少数民族早已消失不见，然美稷这块土地的特色物产——糜子却认定了这方故土，千百年来不惊不乍，化作糜米酸饭，或炒米奶茶，依然出现在家乡庶民百姓饭桌上，上演着最熟悉不过，却又久吃不腻的一日三餐的主角。而地下储量惊人的乌金——煤炭更是引领县域经济发展主调，成为新时代地方政经谋划重中之重。蒙汉一家亲，共谋大发展，一切都在顺理成章的展开。

家乡还有一物，值得书写一笔，那就是榆树了…

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针对早在新生代第三纪地层的地质学考古中就发现了榆树化石，可见其存在久远。从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来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榆”的象形文字，说明榆树当时常见。《诗经》中有“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句，描写当时的年轻男女春日里在榆柞成荫的田野欢聚，载歌载舞的青春躁动，枌即指榆树。《管子》中记“五沃之土，其榆条长”，似乎又是在说明种植榆树的成活率高。榆树广泛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聚焦鄂尔多斯高原，悠悠岁月里，视野所到处看到几棵甚至一片榆树，几乎不会引起你丝毫的特别注意。那树，当地人见得多了，圪绺把弯的，极不起眼，不用你专门打理，就枝枝蔓蔓的越混越多，越传越广。孰不知，它作为这方水土的“眼睛”，见证了这里几千年的政权更迭，人口流动，民族融合和物华兴衰。有关榆树的记载也频频出现在了历朝历代的各种书面记载中。让我们顺着时间的脉络，捋一捋，权当是贴紧了故乡的胸膛，感受一回它的博大厚重。

一，榆中榆溪塞榆林郡

据记载，秦穆公（公元前–前年）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进入战国后，当秦昭王北拓疆域到河套之际，赵武灵王也开始了胡服骑射，破林胡，攘地西至云中九原，占领了河套地区的北部。史料中有珍贵的文字真实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

（武灵王）二十年（前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

（惠文王）二年（前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史记》卷43《赵世家》

蒙恬为秦侵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汉书?韩安国传》

三十六年（前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史记?秦始皇本纪》

车骑将军青渡西河至高阙…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岭，梁北河。《史记?卫青传》

后人读司马迁《史记》，在欣赏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同时，理解文字中表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历来更是主要着眼点。上述四条历史记述时间上跨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秦汉，可谓言简意赅。但看似极其简单的描述，表达的却是惊心动魄的征服与反抗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楼烦、林胡等世代居住于晋北、晋西北乃至广阔的鄂尔多斯高原，赵武灵王开拓北疆，跨过西河——今天鄂尔多斯东部、北南流向的黄河两岸间的晋陕黄河峡谷——追击林胡、楼烦，一直到榆中地区。正是在赵国的不断打击下，林胡降赵，林胡王不得不“献马”，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楼烦也一部被纳入赵，部分精锐骑士成为汉军有力部队，即所谓的“致其兵”；一部被匈奴吞并，继续游牧于鄂尔多斯高原。随着赵国的领土扩张、军事征服一路向西、向北，辽阔的“榆中”一带进入了赵的版图。朝代更迭中，又有蒙恬驱逐匈奴，沿河筑石头城防，栽种榆树为边塞——这被视为我国历史上国家层面的首次大规模种植榆树；及至西汉卫青继续承继秦“河南地”，沿秦时的榆溪旧塞强化边防，更是形成了漫长的绿色长城——榆溪塞。

上述记载中，至少“榆中”、“河南地”、“榆溪旧塞”是与家乡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理指向了。

榆中在哪里？历来史书中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一说是在鄂尔多斯高原、故乡准格尔旗一带，且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证，似乎已经成为学界主流声音。

历史上，曾经有延熹二年（年）后汉桓帝西幸榆中的记载。桓帝西巡经历具体不详，但留下了洛阳大贾尾随而来，命丧“君子津”的传说。君子津古渡口今已不存，只知其汉时属沙南县，唐属胜州河滨县，因东临河而得名。一说认为就在今天距离故乡准旗不远的清水河县喇嘛湾小榆树湾村。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考证道：（榆中）北河胜州也。榆中即今胜州榆林县…榆林县本汉沙南县地，属云中郡…隋开皇七年（年）置榆林县，地北近榆林，即汉之榆溪塞，因名，属云州。二十年改属胜州，皇朝因之。隋榆林宫在州城内…榆林关在县东北三十里。这里明白无误告诉了我们古榆中即唐胜州榆林县。

唐杜佑《通典》讲：胜州今理榆林县，春秋戎狄之地，战国属赵。至秦始皇伐赵取云中，是秦属云中九原二郡地。二汉为云中五原郡地，所谓榆溪塞今郡南界。史记云秦却匈奴，树榆为塞。隋初置胜州，炀帝初，州废，置榆林郡。大唐为胜州或为榆林郡…

史料记载，榆林城最早建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年),属云州管辖。隋开皇二十年(公元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另置胜州,治所设榆林。公元年隋炀帝在位时,将胜州改为榆林郡,仍辖榆林、富昌、金河三县。

“大业三年（年）六月，（炀）帝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凿太行驰道，达于并州。…过雁门…至朔州…西出楼烦，渡河，猎于连谷。次榆林郡，观鱼于河。遂出塞耀兵，经突厥中…”的记载（见《晋乘蒐略》）。《元和郡县志》记：隋榆林宫在州城内，大业二年置，因榆林郡为名。其年炀帝北巡，陈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宫，突厥启人可汗献马及兵器新账…两本书讲述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讲：“榆林县地北近榆林，即汉之榆溪塞”。这告诉了我们榆溪塞就是指榆林。考古证实，隋唐时代的胜州榆林县城故址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古城，再结合前面杜祐《通典》中的考证，又说明今天故乡准旗北部一带在汉时属于云中、五原郡，而不属于西河郡了。

秦汉以来，中原统治者为了巩固新得来的土地，于是在这里筑城、设边防要塞。当时的鄂尔多斯高原降雨充沛，植被茂盛。适合本地气候的树种以榆、柳为主。这在东北部的准格尔旗黄河沿岸，包括今天的托克托县、土默特平原上，更是榆柳成薮，俨然成为当地一道独特景色，于是时人将这一地区称之为榆中，或者榆林了。大片的榆树林既可以作为军队隐蔽伏击的场所，也可以作为阻挡骑兵狂风骤雨般冲击的屏障。于是先有蒙恬“树榆为塞”，后来卫青“按榆溪旧塞”，不断加固边防。试想一下，当时的故乡土地上，既有绵延不断的土石长城，又有沿长城走向经年累月种植的茂密的榆树林，作为一种防御策略的实施，这在冷兵器时代，似乎也是无奈的选择了。

放眼漫长的历史岁月，甚至在后来的宋辽对峙、明朝防御北元残余势力的侵扰中，都有过中原王朝大力号召、组织植榆之举。至于榆树固有的美化环境，防风固沙等功用，在过去长久的历史时期反而退居次要了。

我们都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典故，它最早见于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借《诗经》句叙事说理，内容却与诗经毫无干系。书中这样写：“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告士大夫曰：敢谏者死无赦…”如此，硬劝显然有性命之虞，于是大臣孙叔敖讲螳螂捕蝉的故事给王听：

“臣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擭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挟弹弓在下迎而欲弹之也…”一番厉害关系陈述，最终令王打消了发动战争的念头。

由上可知，文学中的“螳螂捕蝉”最早竟然是布景、展开在一棵榆树上。同样的故事，到了西汉史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说苑?正谏》中变成：“吴王欲伐（楚）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有年轻舍人心生一计，亲自绕园持弓，演示险象环生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有持弹弓者在其下”一幕，进而来说服王，于是王听劝罢兵。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相距百年之久，但从这则典故的传承可知，在当时的知识界，它已经广为流传了。

二，榆荚榆钱榆皮面

农历三月前后，榆树上还没长出绿叶，花却先开了，那就是榆花，最早叫榆荚，现在都称为榆钱，这又有一些故事在里头。《汉书·食货志下》：“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说的是西汉取代暴秦后，以秦钱“半两”笨重难用（12铢），而改制汉钱（3铢）。以其轻巧，唐颜师古注：“如榆荚也”，于是“榆荚”就兼具当时流通钱币的代称。

据说，最早有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在《燕歌行》中写下“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从此，文学中将榆荚和圆圆的钱币联系起来。唐宋文人写榆荚的诗句常常一语双关，时而表现可爱的花瓣，时而又借喻令世人爱恨交加的金钱。李白在《春感》中写下“榆荚钱生树”；李商隐有“榆荚还飞买笑钱”的句子；韩愈在《晚春》中诗兴大发：“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又有“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之文人诙谐谈钱。北宋诗人秦观在《满庭芳晓色云开》中写下了“舞困榆钱自落”这样生动的句子，真是举不胜举…近代以后，随着类似榆荚的铸造钱币退出流通领域，榆钱已不具钱币词义，而纯粹指榆树花果了。这真是，榆荚从单纯的植物花化身为作为流通货币的钱，又从钱皈依为花，倏然两千年。

世人望着晚春时节随风飘扬的榆钱，往往怀念它初萌的那一抹嫩黄，咏叹对春的留恋，随风飘逝的无奈，或者也会联想到它肆意张扬的生命活力？调皮的孩童会上树捋了榆钱吃，也有那聪明的农户採回去，做了榆钱饭尝鲜。这对于树木的生命还是无大碍的。但剥榆皮来吃，那又是怎样的生存境遇呢？倘若不是生活于这块土地的人，不经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就未必理解它承载的特殊历史记忆了。

榆皮面不稀罕，在今天的家乡集市上依然可以看到。常言道：人活脸皮树活皮。树被剥了皮，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记忆中，在家乡一带，剥榆皮吃的事情集中发生在上世纪民国初到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六零后如笔者已非亲身经历，于是也只能是问自己的长辈了。毕竟不是什么可夸耀的，反而如揭自己的伤疤，问与被问都显得有些尴尬。本家婶婶支支吾吾，声称彼时她还是猴女子，几乎都是家里大人剥了回去，自己只是吃过不少——这也是实情了。耐不住笔者死缠烂打，多方打问，也就大致了解八九不离十了。清中期以来，我国人口急剧膨胀，咸丰年间突破四万万。家乡一带位于黄河岸边，是晋陕蒙三省交界处。当时，这里人稠地窄现象越发严重，加上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仍，一年单季的收成难养活当地的人。当地极少良田，以旱地为主，位于山梁间，眼看着黄河水从眼前流过，无奈没有像样的灌溉工程，于是无法种植小麦这种需要频繁浇水的庄稼。为了活下来，当地大力种植高产作物高粱、玉米，种高粱的历史悠久，据说五八、五九年前后有了高产优种高粱，于是大力推广种植。以后又有了玉米的优种…当然还有诸如糜子、荞麦等产量不高的小杂粮。单纯用高粱、玉米做出来的窝窝头又硬又涩，味道也差，不好消化，老是吃它，犯胃病的人就多。小麦磨就的面俗称好面，属稀罕物，在那个时代被推崇为可以治病的主食，平日里哪里能吃得上。百无聊赖、常年困顿中，聪明的当地人竟然打起了榆树皮的主意。用榆皮制作的面粉粘性大，适量掺入高粱面中后，做出来的高粱饸烙，烩高粱鱼鱼，甚至更简单的蒸高粱软糕，吃起来又软又有韧劲，显然可口了许多。幼时的我亲眼见过本家老姨夫从地里干农活回来，麻利的点燃灶火，待锅里水开的工夫，瓷盆里挖一碗细细的玉米面，兑一些榆皮面进去，搅和成软软的团，然后往那菜刀上均匀摊开，这时候水也差不多开了，用一根筷子把那刀板上的面均匀、迅速拔到了锅里，一碗软溜溜、筋道的面条就做好了。再把炝好的荤油放碗里一勺，拌一些生韭菜、葱花，也就是一顿正餐了。

榆皮面的制作不难，乡民们把那树皮剥下来，去掉老皮，剩下紧贴树干的黄白色部分，然后先剪成长条，再剪成小方块，在太阳下晒干了，上石磨碾成粉，用箩子细细的箩过，就大功告成了。大集体时代，榆树都是集体的，远离村庄的沟梁处的榆树没人经管，于是反而可以随意砍倒了。村集体视而不见，消息不胫而走，砍倒了树，女人们一拥而上…为了生存，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砍树剥皮的结果是榆树大面积消失。尽管如此，不得不说的是，还是有超过一半的当地人逃荒出走到了西口外，榆树也成了出逃到口外的乡亲们看到就会眼红心热的自然景观。

故乡准旗榆树湾紧邻黄河，它的大概是明朝为对抗北元势力而于黄河南岸修长城，同时广植榆柳，形成了这样一个榆树成荫的山湾村落，土人顺口命名的吧？明隆庆议和后，边境晏然，于是有零散住户越河而居，这里逐渐有了人气。及至清开放西草地，河西今准格尔十里长滩范围归山西河曲代管，这才在史料中有了榆树湾村的正式记载。以后，诞生于此的国营榆树湾硫磺厂更是将当地百年来形成的浪上村、榆树湾村的自然地貌彻底改造一遍，整日里漫天的磺烟熏蒸中，草木凋零…及至二十一世纪盛极而衰，国企改制、整体拆迁后，昔日繁华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只在梦里掠过，令人怅然若失。不过，拆迁过后荒凉的土地上，近年来又有榆树郁郁葱葱，蔚然成林了，不禁令人吃惊于大自然超强的净化、疗伤本领。

历史上，中国的百姓为了活下去，曾经拿榆皮面作为充饥食物、救荒本草，啃榆树皮、吃观音土等早已变成描绘旧时代大饥馑年月的经典场面，令人哀民生之不易，怎堪回首！又据说，榆木木质硬度适中，制作出的家具不变形不开裂，色泽美观大方，其鸡翅样花纹更是令人赞叹。在过去，百姓家能拥有一两件榆木家具，足以点缀居室，令蓬荜生辉。明清时代的北方家具中，不少是老榆木作品，成为收藏界“奇货”。美则美矣，可是那又砍伐掉多少榆树啊！如果你再联想到明清以来发生的无数大饥荒，无数被啃得光秃秃的榆树，甚至人相食的惨剧，心中不由又会隐隐发堵，扫了欣赏的兴致。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榆中”“榆溪塞”等地，为什么树龄高迈的榆树并不不多见，想必这也是原因之一了。

家父祖传木匠，久居榆树湾，做了数不清的实木家具，一辈子和木头打交道，对各种树木熟稔于心。对于榆树，他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呢？找个机会，我要好好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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