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话：个人愚见，观今宜鉴古之学习教育论

作者：学海岸上的纤夫

用于国民学习、教育学堂之设，其用意宗旨有三：要么造就知书达理国民，要么造就国家的有用人才，要么振兴实业，使国家繁荣富强。国民独自不能自立，必依赖国家政府扶持、培养教育，必立学以正确深刻教之，使人人皆有处世为人善良之德、护国爱民忠爱之心、独立自养之技能，人生工作、学习、生活、交往必需之知识。

盖东西各国政府治国理政概念所同，中国之人道之孔孟之道，则尤其注重为人之仁、义、礼、智、信，忠君报国的思想及其精神，以此陶铸国民之义薄云天、大爱无疆之心胸也。故国家教育事业，乃国家生死存亡之根本。善教育则民富国强，乱教育则民穷国弱。

观今亦鉴古，无古不成今。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故君子谈正道与邪道。治国理政走正道，才可以安邦定国，使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皆伟大复兴，从而达到天下太平，民富国强的远大目标。惟善谋国者，乃明君、忠臣、义士者也，秉承天意、民心，总能够审时度势，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异而不可救。

人道存，则总有救；人道废，则无可救药。夫立国之初，君主、臣下总倍有精神，求贤若渴而想着励精图治，总是在卧薪尝胆，居安思危，虚心纳谏，每鉴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而追求法律有效、实用、平等，使天下百姓有法可依，而国法深刻为人民所依靠也。而多因时势所迫，消除百姓顾虑、民怨，出於不得不然，而必须促使王法、国法森严，能使子孙世守以维万世之安也。

凡先王之法，总是因地制宜，或者因时制宜，故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世事变迁，若法不变，则时不与法俱在，若今时与先法俱在，则国将不国是也，法则有何作用？若法没有作用，则法院与法官有何作用？故无法制可依国家，其早已衰败也。即使今天不见衰败，明天或明天的明天必衰败。

故国家王法、国法森严，能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则会使民富国强，百姓安居乐业而幸福安康。反之，则社会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国家政府、政治、经济命脉被贪官污吏控制、垄断，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欲哭无泪，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故先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为今朝法。故释先王之成法，再辅助维新之新法，承前启后，观今宜鉴古，制定出崭新之顺天意，得民心之新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亦欲天下得到善治也，而己亦欲天下善治，故先王之成法，亦多有可取之处。

先王是凡人也，凡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亦不过是顾于眼前，而展望未来。故先王之成法，当时很实用，过时则为凭空臆测，虚假至极甚矣！故将心比心，则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也。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即使有所不同，亦有众多相似之处。真可谓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而所谓超凡脱俗，只不过是信口开河、信口雌黄罢了。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而又把远当近，然后又探索远也。以今知古，乃高瞻远瞩也，而只是作为深谋远虑，不可以作为永恒的安邦定国之策。以所见知所不见，而不可使法固执不变仍与时俱进。

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乃懂得天文、地理者也。而由此及彼之预测，灵于时而过于时也。故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生时乃一代天骄，死时乃狗熊之辈者也。法虽一时实用，而过时则腐败至极矣！

有些人懂阴阳之变术，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而今日之变术，为明日之幻术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亦然知于今而臆测观望，明天依然要审时度势，而变法维新也。那些先王之成法，可以多作为参考，而不可生搬硬套、粗制滥造。先王之法，有过于时也，故有世说变法维新，万象更新者也。故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倍有人才出者也。

明君总救国救民，昏君总祸国殃民。嗣世之主，民之望也，若其昧于时变，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无中于祸败，岂可得哉？治国靠励精图治，始终不离善治理者也。若国家君主荒淫无道，懒惰治国，则国家、人民，能够兴旺、富强乎？

吾尝综观前史，历代内外轻重之际，得失之故，有由然也。而历朝历代国家兴旺短暂，腐败长远，国家、人民总是长期处于战火硝烟之中，何也？其实皆因争帝王将相权夺利，称王称霸所致，百姓昏昏然，不明就里致也。故神仙打仗，凡人跟着遭殃矣！

君主，乃为国家、民族、人民之首领者也，亦代表天下百姓愿望，使百姓安居乐业，勤劳致富者也；故明君顺天意，得民心，死后亦受百姓世代赞颂。而昏君逆天而行，不得人心，死后亦留千古骂名也。

尧、舜、禹治国，乃顺天意，得民心，故受世人世代称颂；而有纣王、秦皇、杨广荒淫无道，逆天而行、不得人心，虽有盖世之功，亦若昙花一现，转瞬之间，亡国、亡家、亡命。君主乃万民之主，为穷人之主，亦为富人之主；君主为善人之主，亦为恶人之主。君主当要让富人扶持穷人，穷人赶超富人；君主当要使善人教育恶人，使恶人变为善人。故君主行中庸之道之仁道，则可以天下善治，而和平安邦定国。

夫天子建国，都想露有一手，大展宏图，一鸣惊人。故君主居中驭外，大抵据形胜以临天下，而操纵进退自相维系，是以四方顺轨而下无觊觎，使非集权於中枢，久之必有拥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适召天下数世之患。

故君主亦当三省吾身，痛定思痛，而千万不能狂妄骄傲。当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也。然使国家不寄阃於四方，则朝廷又孤立无援，内忧外患，势必致使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奸臣当道，国家内不能治，外不能攘也。此千古以来祸机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故历朝历代学习、教育十分重要，既要君主理解百姓的殷切期望，亦要使天下百姓明白君主治国的良苦用心。上下一心其利断金。

君主权力若至高无上，不受国法控制，遇昏君则危险矣！若君主没有治国权力，则君主浑浑噩噩，护国爱民则无能为力也。故君主立宪制，或立西方女王制，则可以使国家、君主、人民，总立于不败之地。至少使国家、君主、人民奋发有为，伟大复兴事业进可攻，退可守。

昔周文王、武王替天行道，因伐纣灭商而有周室天下，君主亲爱诸侯，而诸侯效忠君主，从而天下太平，少有战乱。诸侯拥列城者星罗环拱，分封天下握重兵，而没有三心二意也。降及衰，周天子守府，乃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亦渐弱而亡。

故没有中央集权，则没有天下可治；故没有君主立宪，则权力也是一盘散沙，徒有虚名罢了。即使政府无权而君主有权，君主也势单力薄，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若君主、政府皆无实权，则战国复至矣！然而周室绵延五百余年，从无权奸篡夺之祸，何也？朝官惧诸侯也。诸侯都效忠周室、君主，纵有奸臣，也不足为患，可铲除也。

故今日之众多国家，皆拥有几大军区。军区首长皆心腹忠臣，效忠于国家、人民、君主、领袖，直接受国家君主、领袖统帅也。如果有一军混乱，则为君主、领袖之罪责，而非军区首长之过也。虽然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奸臣、小人防不胜防，君主必知人善用，再严格施以国法、军法；故国法无情，军令如山，总能预防和杜绝军事叛乱也。

然自春秋以降至於战国、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拥空名於上，而卒灭於秦，就因如此。有王法而无国法，有国法而无王法，则法俱废。故刘邦杯酒释兵权，也是于国于民，于军队将帅有百利而无一害。通过对百官的教育，让百官认真学习治国理政理念，则百官为国为民，顾及国家、民族、个人利益，就会淡泊名利，为不为高官，也无所谓也。

唐有天下，初为贞观之治，李世民深明君主之担责，百姓所期望；故李世民行仁道，而不失恩威并济，或者以柔克刚，或者当机立断，而总能以理服人，使百官心悦诚服，而能够总想着忠君事主，甚至以大义一死报效朝廷。

而百官与君主心心相印，能正确审时度势，暗中辅助女中豪杰武则天成为中国唯一女王，以女性的温柔，母性的慈爱，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天下民族矛盾，天下人冰释前嫌，而携手同迎未来；也使大唐王朝化险为夷，有了长达三百年的统治和富强国运。

武则天何以为女王？有李世民君臣暗中相助也。如果没有李世民君臣暗中的鼎力相助，武则天一个弱女子，能够君临天下乎？痴心妄想！有人可能认为武则天登基是李治扶持，而李治弱不禁风，自己的性命、王位都已经难保，试问还有能力培养一个封建王朝的女流之辈为王吗？

唐行府兵之制，故有了地方武装，增强了国家军事实力，使正规军有了稳固的根基。沿边置节度府、天下劲旅布局四方。这样，就使得大唐军队，胜则可以拓疆裂土，败则可以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不至于一战大败，就亡朝亡国。

突厥吐蕃之寇，天宝灵武之乱，皆资外兵扶翼而不遽亡。盛世当居安思危，则乱世不足为患，总能够平息祸乱也。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义一表，乃震惧不敢复肆，其制可谓善矣！若制不善，则不能拿仇士良定罪。

然自安史之后，藩镇外擅，更为乖逆，至合纵以抗天子。则因天子威不服众，势单力薄所致。飚驰云扰终唐之世，其祸不解。实则由于朝廷、君主之权势地位，已经分崩瓦解致也。凡此皆外重内轻，其失至於负隅怙强，朝廷不能制也。故平时不给地方大权，而不至于使朝廷、君主大权旁落，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战火之患难。政权亦犹如人之呼吸，畅则通，塞则阻也。

秦始皇或者近交远攻，或者远交近攻，故秦灭六国。秦惩周末之弊，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关中，自以为万世有天下矣！然外无信臣精卒以制其内，然内荒淫无道，焚书坑儒，其实已激起民愤，早晚会产生民变，而浑然不觉也。

赵高一薰腐之余、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於股掌之上、天下熟视而不敢言。君混而亲小人远贤臣，则天下人心惶惶，又何以精忠报国，忠君事主乎？既天下人离心离德，秦焉有不早亡之道理！

故有不怀好意者，或者是爱国爱民之人士者，一时不敢明目张胆言语反叛、攻击朝廷，而编撰《孟姜女哭长城》之凄婉故事，让天下人痛恨秦朝，提前集聚起以期望有朝一日，一呼百应，起兵反秦的广大民间力量。及陈胜、吴广之徒振臂高呼，天下弗能御也。秦军虽然仍然可以强势平乱，而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而最终亡于楚汉起义军之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军虽受赤壁之战败使后汉三分天下，魏仍然以强势控制三国。故强国必须常保强盛之气势，乘势一鼓作气消灭敌国，而千万不要过多瞻前顾后，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让敌人有机可乘，而后自取其辱，自取灭亡。

魏文帝侵削诸侯，有同幽絷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其势固莫能为乱也。然再传而后微弱益甚，司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夺之。故觊觎王位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家贼防不胜防。故君主的妇人之仁，亦为祸国殃民，挖其肉，不可补其疮也。君主当先扫除后患，才能够君临天下，励精图治。司马氏父子能够谋朝篡位，此因魏外轻内重，其被迫禅让由於国无外援，故左右敢为乱逆而不顾也。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且非独周、唐、秦、魏然也。汉惩秦弊，广建亲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后复有七国之变。汉亦终亡，俱因国家贪官污吏腐败所致，使国家国库空虚，军事力量薄弱，对诸侯、边夷之地，鞭长莫及也。有心无力，何能做大事乎？唯有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武帝离裂大国以弱枝叶，未几王莽崛起，公移汉祚。也因强者生，弱者亡也。弱者不亡，强者何安？弱者奋起，强者萎靡，则弱变强，则强变弱，弱至亡国。宋惩唐季五代之乱，杯酒而释兵权，务用文臣以柔其国，卒有靖康之祸。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亦不无道理。君主当文武双全，治国亦武亦文，如此文可以安邦，武可以定国。

论文论武，故朝廷有文臣武将。文臣欲以柔克刚，武臣欲一决雌雄，而君主行中庸之道总能够使文臣武将相安无事，为我所用，化干戈为玉帛，化繁杂纷乱纠纷为力量。始终信守邪不压正，则弘扬正义矣！若国家、君主重文轻武，则长期下去会空谈误国，而荒于实干兴邦。

宋室重文轻武，使国家军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难之师猝起而莫救。天下很多强大政权，行文行武则稳固，甚至还盛极一时，而当天下初平，欲行文少动武时，则国家、政权多半夭亡，其因何故？文臣多半安于现状，异想天开所致也。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则一切终将徒劳无益。

明君正确治理国家，就应当以进为退，以攻代守，而不会固执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之迂腐老办法。若此者皆所谓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而不可解也。我欲偏安，敌欲灭我。则“巨石下面焉有完蛋”？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而总听圣人之言者，总是利大于弊也。虽然立国之初，固不能逆睹后日之害而预防之也。但仍宜向好的方面着想、发展。故有了好的开端，才会有好的结局。种善因结善果，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於所防之外。除一害防一害，则祸害日益少而福利日益多哉！

惟嗣主深虑，知化规天下大势之所趋，因时制变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势已转，庶天下可久安长治、而无倾覆之忧。鉴于此，故平时加强国防，战时则镇定自若，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也。

君臣不忘学习、教育论，则会学习再学习，而深知学习最重要矣！学习要刻苦，而后不亦乐乎！明君纳谏，或君对答，或臣对答，或民对答，都希望平易近人而对答如流。

贤明的君主，与民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