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无论文艺如何发展，与时代同步伐、以强有力的介入姿态直面现实是文艺永葆生机的源泉。步入新时代，文艺如何提升处理现实的能力，从纷繁复杂的时代洪流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提炼出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现实性”，成为摆在所有文艺创作者面前的“时代课题”。立足戏曲、文学和电影等各自领域，傅谨、沈杏培、杨柳三位江苏学者如此发声——

现代戏，勇于迈向高峰之路

傅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数十年来，戏曲现代戏从探索到成熟，经历诸多坎坷，成就卓然可观。尤其近两年来，现代戏涌现出多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优秀作品，它们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创作的新高度，这些优秀作品为戏曲现代戏树立新的标杆，同时也昭示戏曲现代戏走向高峰的可能和方向。

在我看来，戏曲现代戏走向高峰之路的首要关键，是继承好中华戏剧美学传统，这既包括中华民族特有的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更包含以戏曲表演之“四功五法”为技术基础的舞台语汇。优秀现代戏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其成功始终建立于对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化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观众感觉现代戏水平不尽如人意，不愿意走进剧场，不是由于人们对现实题材有偏见，而是那些背离戏曲传统、低水平的“话剧加唱”作品伤害了现代戏的声名；相反地，好听、好看的作品，一定是艺术家将传统戏曲基本功巧妙运用于现代戏创作演出的结果。

戏曲现代戏走向高峰，还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领域的进步同频共振。毕竟，戏曲不只是身体技艺的展示，还需要通过故事与人物感化人心；而要成为永恒的经典，还需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刻思想内涵，能够洞察历史，揭示真理，触及人性。

豫剧《焦裕禄》、京剧《浴火黎明》等现代戏作品都是深具启发性的典范。《焦裕禄》不满足于复述主人公带领群众治沙、顽强抵抗病魔等人们熟知的事迹，而是将这位家喻户晓的模范县委书记放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代背景下，志在塑造一位不顾个人沉浮而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干部楷模。京剧《浴火黎明》首次把被捕后面临抉择的地下党员置于戏剧主人公位置，通过他的转变凸显人性的复杂和地下斗争的艰难，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前提下张扬正确人生道路，让革命历史题材戏曲人物闪耀出更富人性色彩的光芒。

着眼观演关系以开拓市场，对现代戏发展同样十分重要。戏曲现代戏只有在演出过程中不断与观众互动、不断打磨优化才能臻于完善。尽管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戏曲演出市场明显复苏，但其中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剧目绝大多数仍是传统经典。而据我的经验，优秀现代戏作品的演出现场也往往十分热烈，这充分说明，优秀现代戏同样具有魅力。当年的评剧《杨三姐告状》、豫剧《朝阳沟》都是典型的现实题材剧目，丝毫不妨碍它们成为各自剧种最具影响力的经典。那么，为什么眼下传统经典剧目更卖座，而优秀现代戏收获的掌声与感动不能转化为票房佳绩？这是需要我们迫切思考的问题。

当前戏曲现代戏处于市场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营销不力。新创作的现代戏缺少传统经典累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声誉作支撑，面对多种演艺形式间的激烈竞争，如果仍然停留于口碑传播的原始层次，自然难以突破重围，其市场境遇就不会有根本性逆转。

戏曲现代戏精品创作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深刻教训也需要清醒认识、深刻反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努力继承与激活传统，用艺术的方式形象化地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鼓励戏剧艺术家尊重戏曲规律，充分发挥创造性，开拓演出市场，戏曲现代戏才有可能陆续涌现高峰之作。

文学应走向深度现实主义

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客观地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叙事，并不缺少故事和现实。相反，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素材和文学经验过剩的时代。面对繁复多棱的现实，作家如何写出时代的深邃和人心的宽广，如何让现实更加瓷实而有深度，如何让现实更具逻辑而非散漫地汇聚在作家笔下，是值得思考的命题。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近20年来中国作家与现实进入了“蜜月期”，但现实书写呈现出景观化、故事化、碎片化的特征，现实的诗性和厚重感不足，摆脱琐屑或“镜子式”的还原书写，由非逻辑走向逻辑，由零散的现实经验走向总体性的现实关怀，这条路当代作家尚未走完。

个人认为，当下写作存在这样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第一，对现实进行简单的还原处理。纵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如《兄弟》《人境》《黄雀记》《极花》《带灯》《纠缠》《万箭穿心》等，这些作品固然从不同角度进入到社会现实，提供了当下作家对现实的文学观照和思想言说，但如果从这些“文学现实”的美学效果来看，总体上仍略显贫乏，相当一部分作品与现实贴得太近，缺少重新整饬现实的能力。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当下，如果仅仅满足于“真实地复制生活”，这样的文学现实只会让读者掉转头去，这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倒退和懒惰的文学选择。

文学撬动现实需要支点，这种支点也是作家整饬现实能力的体现。由于现实素材天然具有的粗粝和感性，作家在处理这些素材时，需要一些“魔法”，更新讲故事的方式。

第二，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缺失。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行为动机、情节的起承转合都涉及逻辑，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的情感逻辑，哪怕运用夸张变形，由于其坚实的逻辑力量而使小说具有了艺术真实；相反，缺乏必然如此和必要的逻辑力量，则会损害文学的说服力。

第三，“总体现实”的缺失与思想的空疏。“总体现实”区别于碎片化、表面化的现实，是指关乎时代的重大命题、典型症结和精神疑难的现实问题。当代小说在处理当代经验时，不应该沉迷于细节的洪流，而应有拥抱庞大、坚硬现实的勇气和策略，有勘察现实症结、介入历史迷津、质询生活难题的渴望与努力，这种努力也即别林斯基所说的“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的精神姿态。取消写作立场、放逐思想的意义、对重大问题“失语”，都是作品思想力度欠缺的表现。

总之，这是一个具有“新现实”的时代，现实需要重新整饬，关于现实的诗学需要丰富，有关现实的创作和批评需要更新。作家只有走出细节洪流、简单还原和逻辑缺失的现实书写，主动介入时代的总体现实，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真正走出“茶杯里的风暴”，成为深度现实主义或是达米安·格兰特所提倡的注重创造的“觉悟的现实主义”。

电影现实性的另一种开掘

杨柳南京艺术学院青年电影学者

关于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论述颇丰，但对于“文化”这一现实深层维度的剖析思索却并不充分。因此，笔者打算以年伊始，两位年轻导演执导的两部同以“地球”命名的电影——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和郭帆的《流浪地球》为例，谈谈对“现实性”概念的另一重理解。现实性不等同于现实，科幻片一样有现实性：在《流浪地球》超脱飞扬的想象外衣之下，其实是创作者对现实问题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

两部“地球”电影的命运大相径庭。先是毕赣的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经历口碑滑铁卢：上映前，片方策划了特别宣传活动，抖音上相关话题播放量累计达3.6亿，电影票预售超过1.5亿元，首日票房达2.6亿。很快，电影的口碑、排片在第二天一落千丈，猫眼评分低至2.6分，票房缩水了95.7%，打破了内地影史次日票房跌幅的纪录。紧接着，春节期间，历时四年的郭帆的《流浪地球》，依靠主演吴京零报酬并自带资金万才得以完成，被资本不看好后又意外爆红。如果细究这两部电影背后的文化呈现，也就不难理解其口碑的云泥之别。

从视觉符号的运用来看，毕赣堪称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忠实追随者。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诸多意象都借鉴了塔氏的作品，然而对大师的模仿并不等于大师。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如《乡愁》中的安魂仪式、《牺牲》中的献祭，都在深情和缓慢的镜头推送中，向外揭示现实的残酷，向内拷问自我的灵魂，因此无论隔多少岁月，塔氏的电影是始终自洽的，电影美学的创新和对俄罗斯人内心世界和民族情感的探索，也是最突出的。

毕赣打造出了现实与梦境相交织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但却失去了塔氏的美学自洽：情感内核太轻，镜头语言太重。换句话说，毕赣编织的这个梦境，更多的是导演自我的经验，并不具备塔可夫斯基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信念。

《流浪地球》真正感动观众的，不是精致的场景设计，宏大的世界观，科学原理和航空知识的运用，或细节上是否穿帮，而是除这些之外，它具备了电影最重要的文化内核：是不是讲了中国人都懂的故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追求真理，深刻懂得家国一体。《流浪地球》中，主人公刘培强全力驾驶飞船牺牲自我而保全地球的瞬间，令观众内心深处热流涌动，使我们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执着、夸父逐日的献身。面对巨大灾难，刘培强以天下为己任，如治水的大禹，数过家门而不入；如移山的愚公，笑谈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带着地球流浪，直到来到新的星系。灌注在《流浪地球》中的这份来自亲情、来自血脉、来自土地、来自大自然的情感内核，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世界万物的肯定。

不同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追求天下大同、共克时艰，《流浪地球》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电影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这个故事，海外票房飘红和美国奈飞公司的引进表明，美国人也懂。科幻外衣之下，导演郭帆的现实关怀深沉动人，这是中国导演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对电影现实性的另一种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