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传统节日，重阳节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代表性节日习俗，如“佩插茱萸”、“食蓬饵”（菊花糕以及后来的重阳糕）、“饮菊花酒”和“登高啸咏”、“群聚宴饮”等习俗。

1.佩插茱萸

佩插茱萸是重阳节的一个标志性习俗。茱萸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纲，有多个种类，与重阳节有关的茱萸主要指的是吴茱萸，古名越椒。吴茱萸的特点一是花房艳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上的美感；二是香味浓烈，是很好的提神植物；三是吴茱萸的药用价值，中国传统医药认为它有治寒驱毒的功效。吴茱萸原名萸，因为原产在先秦吴国，所以叫吴萸。后来为什么又称为“茱萸”呢？据说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须向强邻楚国进贡，其中有一年派出使者将本国特产“吴萸”作为药材献给楚王，无知的楚王不识吴萸为何物，反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于是大发雷霆，不容辩解便将吴国使者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朱姓大夫，因与吴国使者素为相好，忙将其接回家中并问其缘故。吴国使者说，吴萸乃吴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善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因素闻楚王有胃寒腹痛的痼疾，故而献之。朱大夫听罢遂将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腹痛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朱大夫见时机已到，急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去年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腹痛的病人遍布各地，全靠吴萸挽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把吴萸改称吴朱萸。后世医学家又将之正名为吴茱萸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结合《离骚》诗句“椒专佞以慢韬兮，機又欲充夫佩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先秦楚国，人们就已经对茱萸的药用价值和装饰价值很是了解了，只不过囿于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将其药用功能神秘化，把茱萸看作是避邪除魔的神物而用作装饰物或随身佩戴。茱萸和重阳节发生联系的过程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插茱萸、佩茱萸囊、食茱萸作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到西汉时即已出现，如《西京杂记》曾记载贾佩兰“佩茱萸”，唐代沈俭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月月奉天长”，说明唐代之前佩插茱萸的习俗已然成风。到了唐代，佩插茱萸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盛行情况在唐代诗歌中有着充分体现。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宋元以后，人们更为祈求长生与延寿，因此“延寿客”（菊花酒）在重阳节习俗中的地位逐渐超过“辟邪翁”（茱萸），佩插茱萸的习俗遂逐渐稀见，至民国时则基本衰退。

2.饮重阳酒、菊花酒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良辰美景都离不开酒，重阳节更是因为九月九日是“酒神”之日而与酒有着不解之缘。由于九酒不分，酒水又是阳水，古人认为用重阳节的水酿造的酒最好，因此把以重阳日造的酒称为“重阳酒”。明清以后直至民国，民间造重阳酒之风日盛。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将和酒有关的一些习俗都合并到重阳节来，如在重阳节祭祀酒神和造酒先师、将重阳日定为酿酒之日等。近世湖南宁远、贵州茅台等地还流传着在重阳日酿酒并祭祀酒神杜康的习俗。一些行业也在重阳日祭祀行业祖神或在此日安排重要的仪式，如印染行业在九月九日祭祀行业神“梅福”“葛洪”二仙。

重阳节很早就有喝菊花酒的习俗，但其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是起于上古，由杜康创造，另一说是起于汉初，源自宫廷。但不论何种说法，将菊花和酒紧密联系，并赋予文化内涵、影响深远的是晋代陶渊明。陶渊明一生酷爱菊花和酒，他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写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魏晋之后唐代也盛行饮菊花酒。权德舆《嘉兴九日寄丹阳亲故》诗云：“草露荷衣冷，山风菊酒香”。历代文人雅士喜好菊花酒，这一方面和菊花酒的健身功益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士大夫对菊花人文风格的大力推崇有着紧密联系。

当然茱萸和菊花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茱萸也可以吃，菊花也可以插。如《梦梁录》云：“今世之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姑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而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除了饮菊花酒之外还有簪菊花的习俗，而茱萸除了可以插在头上之外还可以吃，也可以佩带于臂或用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等。这种习俗后来发展成各种变俗，如重阳节在门窗上挂菊花枝叶或贴剪纸，或者把彩纟曾剪成茱萸、菊花形状来相赠佩带等。

3.登高啸咏、群聚宴饮

登高是重阳节的典型习俗。登高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它首要的是和先民的狩猎、采集等活动有关，后来慢慢地与人类关于祭祀、山神崇拜、登高避祸、登高升仙等认识或活动发生联系，从而赋予登高一种特殊含义。重阳登高有其客观原因，除了节气和风景有利于愉悦身心之外，还在于重阳节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历史上，不少地区的农民将重阳登高与秋季作物采集等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一边登高一边上山采集药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谓之为“小秋收”。一些地方（尤其是唐宋时期四川一带）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

汉代以后重阳节继承了先秦九月庆典群聚宴饮的习俗并有所发展。曹丕说九月九日“享宴高会”，这个朝廷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而民间此风也是千年不衰，南朝梁《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并注称：“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清《粤西丛载》记：“九月重阳，携酒登高”；民国《中华全国风俗志》记江西萍乡人九月九日“至南门外宝塔岭登高”，“于是日阖境人家咸备办酒肴，恣意饮嚼”，并说湖北监利人于重阳日“士子登高啸咏”，“聚众赛会，籍野乡宴”等。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穩，出郭登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除了野外或高地宴饮之外，在现在许多地区还流传着重阳登高放风筝、唤黄雀、养蛔蛔、斗鹤鹑等娱乐或趣味比赛等习俗。

而无论是驱邪祈寿还是宴饮狂欢，古人过重阳节一般都将其和登高这一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一些典故和佳话，其中最有名的是“孟嘉落帽”和“滕王阁重阳盛会”。“孟嘉落帽”说的是晋朝永和年间，陶渊明外祖父孟嘉在征西大将军桓温幕下任职。一年重阳节，桓温召集幕僚游览龙山并在山上宴饮，由于孟嘉酒醉并为山中景致所吸引，竟然不知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落。由于古人视帽子为头颅，孟嘉落帽惊动了所有宾客。为了大家高兴，桓温示意大家不要告诉孟嘉，并趁孟嘉去厕所的时候，让人把他的帽子拾起，并让在座的著名文人孙胜写文章嘲讽孟嘉。不过孟嘉人醉心不醉，回来后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回敬孙胜，结果在座的人纷纷叫好。此事经陶渊明记载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后，从此传为美谈，“孟嘉落帽”遂成为历代文人重阳登高最喜用的典故之一。如李白《九日》诗：“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词：“龙山何在？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而“滕王阁重阳盛会”更是文坛一段佳话，说的是唐上元二年（年）九月九日洪州滕王阁重修落成，洪州阎都督在此大宴宾客，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去交趾（今越南河内）省父的途中，赶上了这场盛会并忝列末席。席间阎都督提议大家为盛会和滕王阁题辞，以助酒兴。当地文人墨客知道阎都督的用意是拟由其婿撰写阁序，因此纷纷推托。而不知内情的王勃却欣然受命，这使得阎都督非常不高兴并怒起更衣，同时嘱人及时禀报。当有人报知王勃写到“落霞与孤鹫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都督按耐不住脱口而出：“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五代］王定宝：《唐摭言》），遂起身把王勃迎为贵宾，王勃也因《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成就了自己的功名，也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4.重阳骑射、重阳竞射

先秦九月举行大规模田猎和军事操练的习俗，在汉代以后也得到流传。据《南齐书》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规定九月九日为骑马射箭、检阅军队的日期一一而这可能就是后世“沙场秋点兵”（［南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的起源。而后世流行的重阳糕相传就是当年发给士兵干粮的遗制。到了唐代，“重阳骑射”发展成“重阳竞射”，成为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重阳节竞技习俗，据说当时的王公贵族都乐此不疲。

5.重阳食糕

重阳食糕不是重阳节的代表性习俗，但在重阳节的发展历史上还是有其一定地位。糕是一种食品形式，主要是由稻米粉或粟米粉蒸成，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重阳节的起源和九月祭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重阳食糕也就自然形成。古代称糕为饵，无论是糕还是饵，古人都赋予其吉祥的含义，一是避邪，《西京杂记》说：“食蓬饵以祓妖邪”；二是“糕”“高”同音，古人以此寓意吉祥，有的还在糕上装点小鹿、狮子等图案，放上枣、栗等食物或者插上小旗子表示各种良好的寓意。

6.重阳杂俗

由于我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我国不同地方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非代表性的一些重阳节俗，也可以称之为重阳杂俗。如江南人有在重阳日让妇女休息的习俗。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北京《大兴县志》则有：“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亦曰女儿节。”可见明清时北京已有重阳日是“女儿节”的说法。而相反的是，在山东滕县一带又忌讳出嫁不满三年的女儿重阳节回家，浙江绍兴一带也忌讳重阳走访。另外陕北习俗是在晚上过重阳节；福建莆仙在重阳节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河北武强“重阳蒸花糕，祭天地”；浙江桐卢县九月九日备猪羊祭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广东省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广西隆安县九月九日放任牛羊自行觅食，俗语说：“九月九，牛羊各自守”；四川南溪县读书人举办“岑公会”；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