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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睿

如果说，心一这段译文的前四句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观，否认欧洲人可以“冒领”人类的头衔，并指出国际政治中“白种”凌驾于“杂色人种”之上的事实。那么这段译文的后五句话则再次将已经清晰的指代关系搞混。当小说的叙述人在这段译文的第五句和第六句中将地球人和火星人作对比时，使用的人称代词“吾”指代的是全体人类。然而第七句中的“吾”则又很明确的指代白种人。到了第八句，读者已经无法分辨出“吾”到底指代的是什么。而在最后一句，人称代词则换成了“余”，用以指代小说的叙述人——一位白种英籍作家。

在笔者看来，心一在这五句话的翻译中出现的指代混乱，并不是因为他翻译水平不够或是翻译态度不严肃，而是他通过翻译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毕竟《星际战争》是一部以限制性第一人称视角写成的小说，小说的叙述人又是一位白种英籍作家，因此这位自觉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翻译家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不得不以白种人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对于现代翻译家来说，暂时以白种人的身份叙述故事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心一来说，他似乎因这种身份感到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跳出威尔斯的原文，增加了一段自己的议论：

吾方日筹对付杂色人种之政策，其人已踵于吾后，谛察吾举动，时机一至，战事将启。而吾犹日思噬人，效螳螂之捕蝉，岂不大可哀耶！[10]

在这一段中，心一伪装成小说的叙述者，展开对宇宙秩序的狂想。在引文的第一句中，白种人（即文中的“吾”）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对付“杂色人种”。但正当白种人大肆攫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剥削压榨“杂色人种”时，火星人则在白种人后面伺机而动，准备开战。也就是说，当威尔斯在小说中描写火星人与地球人开战的时候，心一将这场战争表述为火星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心一的表述更为准确直接，因为威尔斯小说中的人类，本来指的就是欧洲人。而在引文的第二句话，叙述者“吾”作为遭遇浩劫的幸存者，哀叹白种人在整天对付杂色人种的时候，不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在这里，心一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白种人凭借先进的科技凌驾于杂色人种之上，但白种人并不能因此而感到骄傲，因为在他们身后，科技更加先进的火星人正在相机而动。

在威尔斯的《星际战争》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模式支配着全书。为了解释火星人的科技何以高于地球人，威尔斯提供的理由是火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远，所以火星的形成时间早于地球。因此火星人的历史比地球人长，也就进化的更充分，科技也就更发达。在威尔斯的逻辑中，进化上的先后直接反应在科技实力的强弱上，从而决定了谁可以支配、统治谁。然而在汉译本《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中，心一将威尔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逻辑以及从火星人高于“白种”、“白种”高于“杂色人种”这一进化图景嫁接到《庄子》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上，并由此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逻辑戏剧性反转过来。在心一那里，杂色人种、白种以及火星人之间并不是逐渐递进的权力位阶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的位置关系。心一承认“白种”确实在科技实力上优于“杂色人种”，并实际统治着“杂色人种”。但心一要强调的是，“白种”不能因为比“杂色人种”地位优越而沾沾自喜，“白种”背后其实还有火星人比他们更加强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白种”和“杂色人种”的地位其实是相同的。如果白种人不能认识到这种位置上的相对关系，那么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是“可哀”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心一凭借着火星人降临地球的想象，似乎已经实现了杂色人种世界地位的想象性提升，将杂色人种和白种人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这样的想象自然让第三世界的中国读者倍感兴奋。但心一自己并没有走得那么远。清末民初那一代中国人纵能一时展开想象的翅膀，但最后仍落入现实的窠臼。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

然彼为蝉者，螳螂亦不知御，其梦梦实什百于吾矣。[11]

心一在这里终于清醒的承认，火星人的降临虽然想象性的把杂色人种和白种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但这样的平等并不能改变杂色人种受到白种人欺凌的事实。杂色人种不能抵御白种人的欺凌其实是比白种人不能抵御火星人入侵更为羞耻的事。

年，当欧洲人正因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瑞利的发现而为火星兴奋不已之际，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则因为一本翻译著作的出版感到震惊。这部著作就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肯定了赫胥黎在原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痛加批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思想，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物各竞存”、“优胜劣汰”、“自强”等词成为风靡一时的词汇，进化论则成为思想界议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曾称道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民报》则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一文中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从此进化论及其社会学翻版正式进入中国的知识语境，并重新改写了中国人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在传统观念中，中国是想当然的世界中心，而外国则是有待王化的“四裔”。而在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下，中国对于世界的想象由空间形态转化为时间形态。中国成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环，且因为种种原因是较为落后的一环；而西方则是先进的一环，也是代表未来的一环。中国人需要做的就是改造中国，改造中国所用的模板就是西方，使中国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

从中国对世界的想象的角度来看，心一翻译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恰恰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形成了对话关系。在严复那里，中国因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要想生存，必须进行西方式的改革，这样才能强国保种。然而心一则借着庄子的想象，把进化论推衍至浩瀚太空，在那里，白种（即西方）不是进化的顶点，而和中国一样，是进化中较为落后的一环。西方人如果因为比中国先进而凌驾在中国之上，那么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无知之徒。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严复通过赫胥黎抒发亡国灭种的焦虑，还是心一借着威尔斯展开对宇宙秩序的狂想，都是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国风雨飘摇的现实做出的回应。严复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认为传统中国必须通过西方式的改革“过渡”到现代中国，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似乎中国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就能通过努力复兴国家。但严复没有看到，若中国以西方的方式追赶西方，在西方已经出发在先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追上西方，更不可能超越西方。由是观之，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注定无法完成，因为进化论的逻辑已经事先将中国钉在进化的落后一环上。而心一则借着对火星人降临地球的狂想，执意与进化论逻辑相“抗衡”，拒绝承认白种人凌驾在中国人之上。

然而螳螂之所以显得愚笨，是因为它背后有黄雀存在。但火星人是否存在我们尚无从得知，那么火星人降临地球则更是缥缈的想象。可以说严复和心一分别为我们以想象的方式复兴了中国，只不过前者把我们永远定义为疲惫的西方追赶者，而后者则让我们永远等待着火星人降临地球这一“弥赛亚”式的救赎。可以说直到今天，严复的想象始终在中国占据主流话语，我们始终有种现代化的冲动，以摆脱传统的束缚，拥抱现代的中国。但心一式的想象并没有像他的翻译那样被人忘记，而是成为一股历史的潜流，不时浮出地表。今天我们听到的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另一个版本是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之类的说法，都是心一式想象的翻版。似乎到了新世纪，人们夸大了心一的狂想，却忘记了心一狂想后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