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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里程

迎接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作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并且努力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同时，只有以非常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才会让中国故事行走得很远很远。长篇小说：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

文

贺绍俊

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十分响亮的词，所以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不妨也追逐一下时尚，将这个词作为本文的关键词。中国故事，说起来也很普通，中国当代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主要讲的不就是中国故事吗？但是谁在听中国故事呢？当然主要是中国读者。我们的作家似乎主要也是针对中国读者来讲故事的。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年的国际安徒生奖授予了中国作家曹文轩，向人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也愿意听到中国故事。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故事包含了世界意义。如果总结过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子为什么不是太大的话，也许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过去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对于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挖掘得不够。阅读近5年来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作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并且努力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

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

现实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特点。但文学的现实性不应该止步于客观反映了现实生活，还应该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现实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作家们看待现实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它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小说的现实性是一种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全球化被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文明进程，它让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活，它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思维路径，也在创造新的景观和新的人物。

当然，中国的现实中已包含太多的全球化元素，敏感的作家最先抓住了这些元素：生态、环保、移民、跨国公司、吸毒贩毒、恐怖主义等等。赵德发的《人类世》就是把沿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写的。小说揭露了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这一切归根结底都与人的贪欲有关，比生态危机更可怕的是信仰危机。“人类世”是地质学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认为我们处在人类世时代，人类成为环境最主要的影响力。赵德发借用这个概念，认为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他警示人们要珍惜地球，维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迁移是全球化的最大价值，孙顒的《漂移者》写的就是迁移，他以后殖民文化的身份来写一个殖民文化的迁移者，这个迁移者无疑会带着殖民文化的心理优势。但是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具有一种后殖民文学难以摆脱的被殖民文化的心理劣势。这里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彭名燕《倾斜至深处》的主人公杰克则是被全球化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异类。有人说，“全球化”最令人艳羡的顶层价值就是它的“移动性”以及移动的自由。杰克正是在“移动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内心仍是焦虑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杰克的失踪中得到一种暗示：当“全球化”渗透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时，也要警惕它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变异。

赵德发的《人类世》

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了不少，尽管抗日战争的故事在当代长篇小说中被反复讲述，但我从这些新作中看到了一个重要变化，不少作家是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来书写的，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体现出新意。如范稳的《吾血吾土》写中国远征军的老兵，黄国荣的《极地天使》以发生在山东潍坊的同盟国集中营的故事为原型，书写了在战争灾难面前中外人民心心相印的情景。因为视界的开阔，作家们对战争的反思也就更加深刻。《吾血吾土》的主人公赵广陵在抗日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按说是一名民族的英雄，但因为中国的政治斗争，他不得不以隐姓埋名的方式生存，范稳通过一个老兵的遭遇揭露了极端政治化的战争思维对于民族精神的伤害。曾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见长的何顿因为被长辈英勇抗战的事迹所感动，转向写抗日战争，从《来生再见》到《黄埔四期》，何顿接连写出两部作品，一部比一部厚重，从湖南抗日战争的三次大战役，到以黄埔四期的一代精英为对象，涉及时空更为广阔，胸襟也更为博大。何顿的叙述具有一种悲壮感，这种悲壮既包含着作家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也凝聚着作家从现实出发的批判性。在书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尤其给我耳目一新之感的是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这部小说首次将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奋勇抗战的故事写进了小说之中。小说完全超越了以往的战争叙事，作者由战争引伸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历史遭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这也正是以上几部小说共同触及的“打扫战场”的问题。“打扫战场”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定现象，战争结束后，战争背后的政治漫延到参与战争的所有人的身上，影响到参与者以后的人生命运。《疯狂的榛子》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抗战期间萌发了爱情，但纷乱的时事使他们无法结合，男方去了台湾，女方留在大陆。他们的子女又把他们的情感纠葛带到了海外，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无论是在海外或台湾，还是在本土，他们都自觉地或被动地从内心“打扫战场”。袁劲梅由此对两代人的家国情怀都有了豁达的理解，小说提供了宽容、博大的地球村理念，正如小说结尾告诉人们的好消息是，从宇宙往下看，“有一颗小行星，叫地球。地球的轨道只有一条，可以叫‘正道’”。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

特别强调袁劲梅的海外华裔身份，因为有一批海外华裔作家陆续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大合唱中，他们有着跨文化的优势，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严歌苓近几年相继推出《妈阁是座城》《床畔》，彰显了她讲故事的能力，故事背后是作家对人和人性的独特思考。张翎的《邮购新娘》写了移民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通过无奈的新娘，把乡愁、道义、命运和精神慰藉等一并邮购给读者。陈河几年前写的《红白黑》还明显带有他海外漂泊的痕迹，但在新作《甲骨时光》里，他成为了一名考古学者，回到民间的安阳，围绕殷墟甲骨文物，展开了一场文化保卫战。

立足于本土经验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关键词，它浸润在作家的写作理念之中。如果说过去我们侧重于从他者那里观照现代性，那么现在逐渐将目光转向自身，立足于本土经验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贾平凹《老生》

乡土叙事在现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据着最强悍的位置，但也是突破和创新最难的。从近5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情况看，现代性正是乡土叙事的突破口。贾平凹是乡土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乡村精神融入到了他的灵魂之中，他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特别敏感，他在这种冲突中困惑和解惑，他真实地将自己的困惑和解惑写进小说。在《古炉》中，他重新组织“文革”生活的记忆，展现了民间生活伦理的兼容性。在《带灯》里，他对庸庸碌碌和昏昏噩噩的乡村环境中一丝微弱的光亮表达高度的敬意。《老生》则借一位唱丧歌的老艺人之歌喉，去问询历史和命运中隐藏的生死秘密。《极花》的主角是一位被拐卖的乡村女孩，贾平凹力图平息女孩的内心煎熬，却透露出他自己的内心煎熬。可以说，贾平凹的小说是他一直走在现代性路上留下的一个又一个印记。李佩甫的《生命册》所讲述的故事从乡村延伸到城市，记录了一位出身于乡村的城市知识分子回望乡村日益凋敝的忧思。小说直面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乡村与城市的尖锐对立始终是李佩甫最大的心结，这也局限了李佩甫的视野，但作为“平原三部曲”的终曲，《生命册》在思想境界上明显要比《羊的门》和《城的灯》更加开阔，现代性意识更强。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从本土经验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这样的写法对于擅长写实的范小青来说真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范小青的构思建立在一个奇异的想象上。她以一个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为主人公，这个妄想狂妄想自己有一个弟弟，从而构成了两个互相依赖的人物，一个是主人公“我”，一个则是“我”妄想中的弟弟。“我”丢掉了弟弟，又去寻找弟弟。丢掉，寻找，成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也建构起一个关于主体性的主题。弟弟作为一个象征，寓意着当代社会在片面追逐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一切都被物质、经济和权力牵着鼻子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想一想是否丢失了“弟弟”——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哲学概念。这部小说的叙述是非常形而下的，但叙述的结果却是把人们带向非常抽象的哲学命题。形而下与形而上在这里友好地妥协了。小说警示人们，主体性是与我们的家园连在一起的，失去主体性，最终就会失去家园，这既是安居乐业的物质家园，也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张炜的《独药师》通过养生，把人的身体和社会的革命同时置于现代性之火上烘烤，身体秘史与革命秘史诡秘地相交重叠，揭示出现代性的复杂和艰巨。

李佩甫《生命册》

在现代性的激荡下，打开自我的内心，去面对急遽变化的现实，让个人经验与家国情怀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也是近5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趋势。在《北去来辞》中，主人公柳海红无疑具有作家林白的影子。林白很珍惜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前的每一部小说，她都是选取个人经验史的一段作为想象的资源。但写《北去来辞》时，不愿被“主义”牵制的林白突然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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