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庄子笔下有鲲鹏和鹓鶵这两个神鸟，神异之处在于可以鱼鸟互化，但这种想象并非空穴来风，除了史前彩陶鱼鸟纹的远古文化基因之外，更多地可能来源于《山海经》《楚辞》等先秦典籍。而一旦鱼和鸟的互变与四方方位暗合，其中的内涵才油然而发。

先民羡慕水中的鱼和天上的鸟，可能是希望拥有它们涉水飞天的神奇本领。在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情况下，古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鱼化为鸟的神话传说。

在原始思维看来，鱼在水中往来畅游，就像鸟在空中翱翔一样；鱼有鳍，如同鸟之有翼；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正如鸟偶尔也在水面低空掠行。鱼和鸟如何结合？《山海经》中给出了近乎完美的答案。

（一）山海经中的飞鱼

在《山海经·中山经》中就提到了关于“飞鱼”的名目：“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但这里的“飞鱼”信息相当简略，既没有描述其外貌特性，也没有明确地将鱼鸟结合。而以下几例，才真正算是比较典型的“飞鱼”：

鱼骨鱼《山海经·东山经》：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其中多鱼骨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

文鳐鱼《山海经·西山经》：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

儵鱼《山海经·北山经》：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

鱼骨鱼“其状如鱼而鸟翼”、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以夜飞”、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递进关系：

鱼骨鱼本质上还是鱼，但多了鸟的翅膀；

文鳐鱼将鱼的种类更加具体化为鲤鱼，不仅有鸟的翅膀，还加入了夜飞的特性；

而到了儵鱼，似乎除了名字外，不论是外貌（状如鸡）还是声音（音如鹊），似乎都已经脱离了鱼的本体，完完全全变成了鸟的模样。

鱼的樊笼是关不住鸟的灵魂的，因为它的每一个鳞片上都闪烁着振翅欲飞的自由。

（二）庄子的鲲鹏和鹓鶵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先秦时期，庄子笔下的两个著名意象，一个是“鲲鹏”，另一个则是“鹓鶵”。

有意思的是，它们本身就是鱼鸟互化的典型案例，这种想象的源头，可能正是来源于《山海经》中对于各种“飞鱼”的描述。

鲲，《尔雅·释鱼》曰：“鲲，鱼子”，郭璞的解释是：“凡鱼之子总名鲲”，段玉裁说得更加直接：“鱼子未生者曰鲲，鲲即卵字”。说白了，鲲的本义就是鱼卵。

只是，鲲本来应是小鱼，为何到了庄子这里反而变成了大鱼的意象，这是否正隐喻着“鲲”具有能小能大、能隐能现的神性？

鹏，郭璞注“鹏”为凤鸟，而凤鸟的内涵与外延其实一直充满不确定性，在《山海经》中就有五彩鸟、凤皇、鸾鸟等都都属于凤之一类。

至于鹓鶵，和凤皇同处南禺之山，郭璞注：“亦凤属”，说明它也属于此类范畴。

《山海经·南山经》：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鵷鶵。

《逍遥游》中，鲲开始为鱼，后化为鹏，飞行方向是自北向南，去往南冥。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而在《惠子相梁》中，提到鹓鶵是从南海出发，前往北海，与鲲鹏正好相反。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

而南海之鸟，其实也可以“入海为鱼”，如《格志镜原》引《临海异物志》曰：“南海有黄雀鱼，六月化为黄雀，十月入海为鱼”

不难看出，鲲鹏和鹓鶵有这么四点联系：

其一，都可以归为鸾凤之类的神鸟一属；其二，都具备鱼、鸟互化的特殊神性；其三，都有着随时令迁徙的习惯。唯一不同的是二者迁徙的方向，恰好相反：鲲鹏向南，鹓鶵往北。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山海经》那三条关于“飞鱼”的记载，它们的迁徙方向是什么样的？

生活的河流无一例外都是“西流注于（余如之泽、流沙、芘湖之水）”，而运动轨迹则是“常行西海，游于东海”，这说明它们是从西向东进行迁徙的。

这些独特方位与鱼鸟互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便成为了解决鱼鸟互化的关键所在。

（三）四方世界的想象与隐喻

东和西、南与北，在《山海经》世界中的确有着不同性质的隐喻。如《淮南子·地刑训》中所言，这便是古人对于四方世界荒原之地的想象：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

同样的表达，还可见于战国时期屈原所作《招魂》之中：魂魄啊，还是回来吧，东方有十日，南方有蝮虺，西方有流沙，北方有冰雪，这些地方都太过危险啦。

实际上比较系统且详细的世界构架，应该是来自《山海经》之《大荒经》中。学者邱宜文的观点很有见地，他说：“时空的构建，是以日行轨迹为依归，以太阳力量之盛衰，结合阴阳消长之意向，作为整体构思的骨架”。

诚然，太阳东升，所以东边有汤谷（浴日之处），有君子和青丘之国，象征生机；南方炎热，所以有立竿无影的寿麻之国和鸟兽滋生的羽民之国；太阳西落，所以西方有虞渊（日没之处），还有象征死亡的“形残之尸”；而北方，因处于南半球，那里则被想象成为一个幽暗冰冷的世界。

就这幅鱼鸟互变示意图而言，立于北冥的是禺强，它具有鱼鸟结合体的神性特征。而正是在这北极之阴，有一座委羽之山，所谓“委羽”即鸟落之意，这意味着于此之地，鸟会死亡、化鱼重生。

《淮南子地形》：“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又云：“北方曰积冰，曰委羽。”高诱注：“委羽，山名也，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也。”

对鹓鶵和黄雀而言，它们从南海出发，到达北海，而后鸟化为鱼，或许正与北极委羽之地的象征性有关；而对鲲鹏来说，它则是从北极的委羽之地，以鱼的形态重生为鲲，而后化为鹏鸟，徙于南冥；至于飞鱼，本质上说就是鱼鸟结合体，从西向东，正如立于中央的北冥禺强一样。

也就是说，东边的鱼化为鸟，对应着由北而南，日出、飞升、变暖、超越与升天；而西边的鸟化为鱼，则对应着由南向北，日落、下降、变冷、坠落和入地。而自西向东的北极，则处于两者性质的平衡之处，具有死而复生的神异特性。比如北方颛顼帝便有“死而复苏，化为鱼妇”之例。

鸟死而鱼生——鱼升化为鸟——鸟落化为鱼，生命的开始与终结，于是指向了鱼。

（四）汉画中的鱼鸟之阴阳

如果说，在《山海经》和《庄子》等先秦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鱼鸟阴阳论的萌芽，那么汉画中可能就表现地更加明显与突出，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就有着极为生动的展现。

在帛画的下部，中间托举的力士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正是禺强，也就是鱼鸟结合体的海神与风神。脚下所踩两条大鱼，有解读为“鳌”的也有认为应是“大鲛”，而左上角和右上角则是龟和鸱，正是屈原所说：“鸱龟曵衔”，意味着死而复生。总体来看，这里正是由神人禺强所统摄的地下空间，也是太阴之地和北海之域的交界之处，因而这里有大鱼、鸱（猫头鹰）及北冥禺强等元素，象征阴性、寒冷与死亡重生。

而到了帛画的上部，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画面中央为一人身蛇尾之天神（或为烛龙），左右则是金乌蟾蜍代表的太阳与月亮，而除金乌之外，扶桑树上还有八个小点，共同构成“九日登耀于扶桑”的意象，除此之外，则还有天马与龙及七鸟等物。总体观之，金乌九日、扶桑蒙谷、龙与天马、七鸟齐聚，这些意象的汇集与组合，正象征了阳性、温暖、与重生仙化。

实际上，在神话哲学中产生了三分观念——天、地、水之后，鸟和鱼也自然而然成为天与水相对应、空间意义上的象征，而在阴阳五行观念之中，鸟和鱼则增添了白昼与阳间、黑夜与阴间、时间意义上的象征。因此，由鱼和鸟所统摄的时空秩序，便构成了这种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

结语：鱼和鸟，不仅是先民生活中最为熟悉的两类动物，也是他们感到最为神秘的生灵，飞天涉水之能，引发了原始思维中关于天空与水域的象征意义，而鱼鸟的互相转化、死亡与重生，则是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具体体现，庄子笔下的鲲鹏和鹓鶵以及山海经中的飞鱼，则是探查这种观念绝佳的横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