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宰相之一，他历经仁、英、神、哲四朝，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年，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的执政对北宋社会和国家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他很多时候采用各种阴谋权术，不择手段的打击反对者，也留下了很多黑历史。他与另一位宰相贾昌朝的明争暗斗就是典型，为此他宁愿罢相都要将对方贬官外放，手段之恶劣显得好无底线。主流历史学上说，这是因为文彦博是忠臣，贾昌朝是奸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宋朝的政治斗争并非如此简单，两个宰相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能用简单的忠奸二字能囊括的。他们的政治斗争都是基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毫无是非对错可言，哪里来什么忠奸之分？文彦博与贾昌朝的恩怨也是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最终形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文彦博虽然在宋史上的评价颇高，但他并不是范仲淹那种讲究道德和节操的名臣，而是不择手段谋取政治利益的政客。在前文中讲述的关于他在敦促宋仁宗立赵宗实为太子的过程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性。而这种人性充斥在他一辈子的政治生涯中，讲政治的黑暗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范仲淹说过，“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胸襟，表达出他对政治家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所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围绕私人利益展开，但却无法避免为了公众利益而得罪政敌。然而文彦博和贾昌朝却并非如此，他们与这种高尚的情操相反。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政治利益必然先私后公，先小后大。如果为了公而得罪了太多的私，他们宁愿明哲保身。正是由于这种出发点，所以这两人的政治斗争越发激烈，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而这种政治斗争对国家和政治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

前文讲过，宋仁宗病重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这是因为立储之事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但有文彦博和宋仁宗的争斗，远在大名府留守的贾昌朝也插了一脚。正是这一脚让文彦博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也对贾昌朝产生了的仇恨，使得两人的斗争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宋史中对这段旧事写得很隐秘，把文彦博粉饰得伟光正，完全掩盖了贾昌朝的意图和文彦博的黑暗。可是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老辣的政客为了政治利益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对方置于死地的操作。

当时宋仁宗病重，文彦博带着刘沆和富弼，以祈祷的名义强行住进的大庆殿隔壁的隔间中，有着严重的逼宫味道。同时富弼开始积极与曹皇后联系，让宦官张茂则做中间人，谋求立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前文分析过，这他是力图逼迫宋仁宗立储，甚至有可能借机拥立赵宗实为皇帝，逼宋仁宗退位为太上皇的操作。文彦博以此辛辣的手段搞得朝廷中枢风波迭起之时，他却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远在大名府的贾昌朝也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几乎将文彦博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早在宋仁宗病重之前，富弼就与贾昌朝在修黄河的事情上发生过冲突。当时富弼采纳李仲昌的建议，提出从澶州商胡河贯穿六漯渠，使之流入黄河的横垅旧道。当时这个修筑方案就被留守大名府的贾昌朝反对，这个事情一直悬而未决。宋仁宗病重的消息传出后，贾昌朝旧事重提，他让内侍武继隆指使司天官放出舆论，说宋仁宗病重是因为富弼计划在北方修水渠所致。古人迷信，认为皇帝病重必然与朝廷失政有关，是上天给朝廷的示警。于是这种说法让朝野震惊，纷纷指责北方修河渠损害地脉，才导致宋仁宗生病。

文彦博集中力量逼宋仁宗立储，没空与贾昌朝争斗，于是用宰相的身份强行将事情压了下来。过了两天，武继隆又让司天官上奏，并提出让曹皇后出来代理皇帝做决断，同时让内侍史志聪正式的将书面奏本提交给政事堂。文彦博先将奏本扣押下来，再召唤司天官过来盘问，用权势威胁司天官。他给司天官扣上干预朝政的罪名，并威胁他们的罪行要株连家族。于是司天官害怕了，使其不敢再提让皇后执政的建议。事后文彦博把这个奏本拿给政事堂的其他人看，有人提出要斩司天官。文彦博以避免事情扩大为由叫停，却也不敢把奏本上报曹皇后。

这个事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贾昌朝和文彦博、富弼等人再北方修黄河水道的工程上产生的冲突，实际上却隐藏了极高明的政治手腕。贾昌朝旧事重提，以司天官为理由反驳富弼的修建方案，目的并不在于修河渠水道，而是在给富弼扣帽子。他这是将宋仁宗生病的原因扣在富弼身上，这不但是逼富弼停止修河渠，而且是逼富弼引咎辞职。当时富弼作为与曹皇后协商立赵宗实为皇子的经办人，他的辞职必然让文彦博逼宋仁宗立储的计划夭折。而富弼和文彦博同为政事堂宰相，而且是同时拜相，富弼有罪，文彦博也难辞其咎。

最巧妙的是贾昌朝这是一石二鸟，不但攻击了文彦博、富弼及其党羽，而且挑拨了文彦博等人和曹皇后的关系，让曹皇后在立储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司天官的上奏的事情如果真的请曹皇后决断，这意味着重现宋真宗时皇后刘娥代理朝政的政治格局。那么曹皇后的态度对于朝廷的走向却至关重要，而文彦博也失去了对朝廷走向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曹皇后为了曹家和北方将门的利益，不一定会按照文彦博和富弼的建议立赵宗实为皇子。而宋仁宗高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的传闻出现后，曹皇后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曹皇后在决断上偏重于富弼的修河方案，贾昌朝就可以借机进行舆论攻击，说富弼和曹皇后勾结。这样一来就坐实了富弼谋逆的罪名，文彦博自己也难以脱身。如果曹皇后反对富弼的修河方案，则表示她认可富弼修河造宋仁宗生病的罪名。这就与文彦博集团划清界限，那立赵宗实为皇子的事情也就打水漂了。

除此之外，贾昌朝使用这招不是走的正常地方官上奏路线，而是走的内侍路线。执行这个事情的内侍史志聪和武继隆都是宋仁宗心腹，也就是说他的操作都是宋仁宗认可的。对于文彦博等人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举一动，宋仁宗都看在眼里，随时可以对文彦博进行反击。

面对这种内外夹攻的困局，文彦博也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在斗争中吃大亏的场面。所以文彦博最终放弃了继续逼宫的操作，对贾昌朝、武继隆、史志聪等人也不敢继续追究，反而要把事情压下来。可以说这是贾昌朝在配合宋仁宗进行了一次对文彦博的围剿，让其逼宫的计划胎死腹中。于是宋仁宗病好后重新执政，并已后宫嫔妃已经怀孕为由将立储的事情继续延后。事后朝廷官位重新调整，贾昌朝进京当了枢密使，成为文彦博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文彦博和富弼也主动从相位上退出，表示对宋仁宗的臣服。

正是因为让文彦博吃了这么大的暗亏，所以他和贾昌朝的关系成为了政治上的仇敌，而且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两人在朝中斗得热火朝天，各种卑鄙无耻手段用尽，成为黑暗政治的典范。文彦博罢相时，他为了不让贾昌朝出任宰相，组织言官给其扣上各种帽子，将其贬官外放。为此他不惜和弹劾自己的唐介和解，将其调回中枢来干这个事情。宋仁宗对这种情况也乐见其成，干脆将两人都外放出去。如此一来，朝廷大局又回到宋仁宗手中，新宰相韩琦也不敢吱声，欧阳修专注于编修史书，朝野气氛一片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