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祥兴元年（年），文天祥于五坡岭被俘，押至元大都，被囚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元帝忽必烈屡经威逼利诱，想要招降文天祥，甚至愿意给他宰相这样的高位，但从始至终，文天祥都没有接受，他只有一个要求：赐他一死。公元年1月，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而在赶赴刑场的途中，文天祥仍然不忘向南跪拜故国，如此精神，实在令人敬佩！而当年南宋灭国时，丞相陆秀夫更是背着年仅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他不愿幼帝重蹈徽钦二帝覆辙，受尽北人欺辱，和他们一起赴死的，还有礼部尚书徐宋仁、兵部尚书郎茅、翰林学士刘顶孙等大批官员，以及其余10万军民，一时之间，伏尸遍海，惨不忍睹，南宋也彻底灭亡。纵使多年过去，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仍然令人潸然泪下，发自内心尊重这群有着风骨和尊严的宋人，后世之人，甚至以“崖山之后无中国”来总结这段历史，更有甚者，还将明朝拿出来和宋朝进行对比，他们认为，和慷慨赴死的宋官们比起来，明朝那群主动投降的士大夫简直可笑至极。但笔者以为，如此说法，实在太过偏激。首先，官员素质不同。我们要明白，并非所有宋朝臣子都愿意殉国，也并非所有明朝臣子都不愿殉国，事实上，当年崇祯帝在煤山自杀后，六部高官、锦衣卫等上千人都选择了自杀殉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史可法和李定国，当年李定国在西南边陲坚持抗清长达17年，被百姓视为滇中的脊梁。但很可惜，明朝末年，像史可法和李定国这样的好官实在不多，当年崇祯帝自缢前，曾直言：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并且表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大臣皆可杀”，虽然话语偏颇，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明朝的文武百官们整体素质偏低，根本靠不住，这样的人哪里愿意以身殉国？赶紧投降保命才是真。同理，宋朝也一样有贪生怕死的官员。其次，征服的对象不同。当年南宋是被蒙古征服的，而蒙古是完全的外来政权，面对外敌，南宋人民自然是团结一心，抵抗外族入侵。可明朝却是被“自己人”消灭的，公元年4月21日（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随后大学士李建泰也选择了投降，最后守城太监曹化淳还率先打开城门，农民军自然是长驱直入，轻松攻陷京师，崇祯自知已无力回天，便在煤山自缢而亡（但这里要注意，拼死抵抗李自成的士大夫也不少，如山西总兵官周遇吉）。所以对于明朝的士大夫们来说，他们并不是被外敌征服，而是自家农民起义，和南宋当年的情况有着本质区别。甚至百姓得知农民军来了，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只不过此时士大夫们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竟然是满清坐收渔翁之利，再加上多尔衮等人非常会做表面功夫，不但给崇祯帝厚葬，还不伤害百姓，与李自成形成了鲜明对比（李自成曾屠城），就这样，在那个群龙无首的乱世中，满清入主了中原。综上所述，南宋百官确实有气节，但明朝士大夫们也同样不屈，并没有高低之分。而且“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后来清朝在书写史书典籍时，是大大夸奖和赞扬了投降派，至于那些抵抗派，能不写就不写，至于南宋10万人殉国，在他们眼里就是“愚忠”的表现，如此一来，自然给后人造成诸多误解。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zp/57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