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鼓响，大唐都城从醉梦中醒来。达官、百姓逐渐步出坊门，走上皇城南门外的朱雀大街。或计划去西市的胡姬酒肆中安闲消日，或早与骚客文人有约于曲江雅游。晨光渐盛，东明观的晨钟惊飞远处雁塔上的黄雀，内教坊的丝竹点缀起大明宫的奢华，花萼楼开始诉说兄弟和睦的佳话，但巍峨的玄武门却种下了永难挥散的雾霾。这，就是那个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大唐帝国！如果说当代有什么人最有资格担当我们大唐之行的导游，陈尚君显然是不二人选。陈尚君专研唐代文史四十余年，辗转多师，集多家之长，于唐代诗文考证的成就公认已远超乾嘉之学。《行走大唐》一书出版于年，收入陈尚君所写学术随笔五十三篇。正如郑培凯在该书总序中所述，其书“呈现（陈尚君）长期积累的研究心得与新知，厚积薄发，深入浅出，让一般读者读的兴味盎然”。本书分窥探大唐、玩赏大唐、守护大唐、推敲大唐四编，四编各有侧重，合成一个整体。《行走大唐》继承了传统文史研究对“人”的关怀，使读者超越旁观者视角，而仿佛真正置身于大唐帝国。这一特点在“窥探大唐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玄武门蒙难者的女眷》，通过对传世文献和新见墓志的分析，梳理出“反派”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家女眷在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经历，将几位皇室女性的生命历程从政治阴霾中拯救出来。《道听途说的特殊价值》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文中对范摅的《云溪友议》进行讨论，指出此书所记故事“真伪杂糅，事实与虚构并存”。但尽管此书不能与《大唐新语》《次柳氏旧闻》《因话录》等叙述来源较为确凿的同时代著作一同视作重要史料，但书中所记载的不实故事却能真实地反映了很多唐代百姓的民间思维，因而亦具备某种观念史上的意义。“玩赏大唐编”最富奇趣，《唐代的奇葩》是其中最令人捧腹的一篇。陈尚君在文中举出唐代“干谒”（也就是“求人”）现象中的几朵奇葩。这些奇葩往往在“求人哀之”时，依旧恃才傲物、以豪士自居，而所求之人在他们眼里却显得渺小卑下。譬如任华，他投书御史大夫严武，竟然称我来找你，并不为求功名利禄，而是来考验你的气度和能力。在莫名其妙地将严武训斥一番后，任华又放厥词，称“用华言亦惟命，不用华言亦惟命”，你自己看着办！另一位王泠然更是仙品，其致信当朝御史高昌宇，竟要求对方为自己寻一佳人、觅一官职，若不从命，倘未来王某人飞黄腾达，必然报复！这样的干谒，也算旷古绝今了！“守护大唐编”的内容学术味最强，所收文章以辨伪存真为目的，对很多“常识”和“卓见”进行质疑和批判。当我们远望苍茫大地，朗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体味陈子昂的心境时，陈尚君便在一旁为我们浇来一瓢冷水——原来这首《登幽州台歌》并不是陈子昂的作品，而是那位因“终南捷径”而知名的卢藏用对陈子昂赠诗的总结。李白的《静夜思》是我们小学、甚至幼儿园必学的诗篇，但日本教科书中的文句却有所不同，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有人“发现”二者区别，提出此《静夜思》的中、日传本存在差异的观点，各种媒体纷扰一时。然而这一“卓见”并不为陈尚君所认可，他指出这一区别原本是唐诗研究的入门级问题，根源于李白诗歌的原文和明清传本的差别，“各家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起哄，就有些不负责任了”。对常被今人作为权威对待的《全唐诗》，陈尚君也深深地吐了一次槽。他认为，清代编纂《全唐诗》尽管是皇家工程，且继承了前贤的优秀成果，但为了应付皇命，仓促成编，在考证、鉴别方面太过草率，但却又因作为权威流传甚广，以至误人不浅。因此，若有唐代诗人别集存在，最好还是不要单独依赖这部并不可靠的总集。“推敲大唐编”是对当代唐代诗文研究的述评和作者其他著作的弁言、导论，其中不乏对当前研究范式和学术热点所发表的高深议论。如在《全唐诗文整理的方法与难度》一文中，陈尚君便系统总结了自己数十年来重编唐代诗文的经验，并提出对未来编纂工作的期许。《e时代唐诗文本考证的惊喜和无奈》则是作者通过亲身体会，对信息技术在唐诗考证方面的价值和局限作以辨析。当然，结论是做文史研究不能全凭“检索之学”。带有浓厚吐槽风的《唐诗凭什么排名》一文，将落脚点放在对唐诗传播史和唐诗接受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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