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多数人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而这种情愫多半来自孩提时代的记忆。想起那些浓稠的过年片段，喉咙甚至感到哽咽。那些渐渐断线的过年味道，正在缓慢消失，我用灵敏的鼻子亦拽不住，眼睁睁地看它成为脑海里的标本。

我的记忆的镜头定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那时，国民经济困难，物资极度贫乏，而家庭由于人口多，收入少，平常的日子也过得很拮据，日常生活基本是粗茶淡饭，能够填饱肚皮己属不易，要想大鱼大肉饱餐一顿只有盼过年。因此那时我们做小孩子的，就天天盼呀盼呀盼过年，过年不仅有好吃的，还有新衣穿，还有几角钱至一块、二块的压岁钱。对了，还有鞭炮放（那时我们把鞭炮叫炮仗）。

我记得那时候，到了阴历十一、十二月份的时候，政府就会根据各家的人口，定量发下许多票证，不仅有肉票、鱼票、鸡票、蛋票等等平时难得买得到物资票，就连平时有小量供应的豆腐、粉丝、香烟、白糖、茶油、面粉等也比平时多供应一些。各种物资票证发下来了就得赶在年前把东西买回来，由于爸妈工作忙，而学校正放着寒假，于是采购物资的事就落在我和弟弟的头上。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长队，我和弟弟一人排一个队，等我买到了一样东西，就到弟弟那个队里替下他，他又去排另一个队。就这样日复一日轮流替换，我和弟弟把该买的过年物资都买回来了。东西买回来还没完，我和弟弟还得把买回来的蔬菜洗干净。那时只有寥寥几家国营菜场卖蔬菜和其他副食品，大年初一后就会有几天菜场关门放假，所以节前要把节日期间的小菜也要备足。

过年前要到街上各家店去买年货。（图源：黄一骏）

那时我家住在牛角巷，牛角巷口与解放路交接处有一口水井，平时居民们都要到这口井边洗菜洗衣，春节前这里就格外热闹，家家户户都有人提着水桶，拿着大木盆来到井口边，占住一个位置，有洗衣洗被的，有宰鸡剖鱼的，更多的是洗菜的，洗白菜萝卜，洗芹菜大蒜，洗红薯香葱。井口边平时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过年前的几天里，这里成了左邻右舍们聚会聊家常的好场所，人们一边洗着自己的蔬菜，一边评论着别人鸡鸭。这家的草鱼滚滚圆，可以打出上好的鱼丸子；那家的老母鸡肥又壮，定能炖一锅好鸡汤；张家的头碗料足堆满碗尖尖；李家的小炒喷香惹人流口水。同时这里又是比拼各家经济实力的场所，谁家的鸡鸭比别家的壮，谁家的肉鱼比别家多，都会引起大家的羡慕与称赞，受赞的人家也会客气地招呼一声：初几到我家来喝一杯啊！

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妈妈会有一天早早下班回家，烧旺炉火，架上油锅，炸红薯坨坨，炸黄雀肉（头碗里的一种主料，五花肉切条裹上面糊，放到油里炸黄，俗称黄雀肉），最后炸鱼。我和弟弟守在炉边，看着妈妈熟练地忙着过年场合。时不时妈妈夹起几个冷却下来红薯坨坨给我们吃，我和弟弟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一直吃到肚儿圆。夜深了，我和弟弟都睡去了，可妈妈还在忙着。

过年放鞭炮是男孩子的最爱。那会儿，过年时小孩也能得到一点压岁钱，我记得，我和弟弟每年都得到五角钱压岁钱，年初一早上，我就用我们兄弟俩的这一块钱去买一封小子鞭炮，拆散了与弟弟一人一半，一个一个地放。弟弟年纪小胆也小，不敢放，结果他分得的那一半鞭炮全给我放掉了。那时人家放鞭炮都是一小封一小封地放，一般一次都只放一封，声音也没现在这么响。而对我们小朋友来说，鞭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娱乐的载体，也是相互之间沟通联系和加深友谊的纽带。到了大年初一早上，不管是谁家，也不管平时认识不认识，来往不来往，只要鞭炮一响，成群的小朋友如同飞似地循着鞭炮声蜂拥而来向主家拜年。鞭炮就是主人邀请的集结号，谁家鞭炮放的时间长，谁家的小朋友就越多，主人家就越高兴，这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则是能得到些许花生、瓜子和糖珠子，二则是还能拾到没有爆炸的“瞎炮”，然后再相互炫耀谁拾的数量多，谁拾的“雷子”大。初一这天上午，小朋友们忙着走东家窜西家拜年，乐此不疲，收获颇多。

五光十色的烟花，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令人垂涎的压岁钱，还有那些可口美味的大鱼大肉，这些都是我记忆中儿时过年的场景。某些印象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模糊，某些经历却始终无法忘怀。

也许，我们儿时的好多回忆变得渐渐模糊，但那些关于儿时过年的记忆碎片却随着岁月的沉淀越发清晰……（文/心在曹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