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文学奖评委陈福民看来，文学的胜利不是一个平均数的胜利，然而绝大多数的认同显然保证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不会被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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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的那边与这边

文/陈福民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大戏曲终奏雅，五个名角闪亮登场出来谢幕，引发一片欢腾雀跃。而幕后的参评者，不敢稍存“与有荣焉”的沾沾自喜，唯其间的艰辛与纠结是需要咀嚼的财富。

　　大评委制在其终极意义上说是一种彻底的文学民主，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则是放弃的艺术。这个过程不仅是迎接五个“明星”，同时也是与那些未能入选的“群众演员”告别。你永远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扛着某位演员冲上领奖台，你需要学会倾听和接受。与此同时，个人的艺术理想和美学见识经受了考验与提升，让你意识到曾经的固执自信尽管非常可爱，但也可能还是一种浅陋。换言之，文学的胜利当然不是一个平均数的胜利，然而绝大多数的认同显然保证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不会被轻慢。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从动念构思到截稿出版，费时十余载，煌煌近百万言。这个时期，恰逢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动荡转型沧桑巨变，他的“三部曲”不仅是对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的反省回望，更是对展现在目前的新的世纪的审慎打量，这其中显然包含着一个对历史郑重负责的作家的深刻思考与真切体认。

　　先锋作家与历史叙述的关系不仅是文学史的重要问题，也是小说艺术观念的转折之处。早期先锋作家对于历史题材与众不同的偏好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从《江南三部曲》　的开篇来看，仍可寻得某些早期叙述方式的痕迹。然而，格非对整部作品的构想不再如以前那样止步于历史迷思，而是强化了历史叙述与现实表达的关联。进而，格非不仅在小说中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也呈现出一个小说家在艺术自我革新方面的卓越能力。

　　而苏童的《黄雀记》则是另一种小说精神的启示。就长篇小说的体裁意识以及创作方式而言，苏童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作者。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苏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里更为游刃有余。苏童仍然保持了创作较为一贯的风格，既不以宏阔的构思与复杂的人物关系见长，也不瞩目于外部世界的混杂纷扰。相反，他更愿意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乐于在小说所建构起来的内在的幽暗关系中展开自己的叙述，并且意在言外。由此我们看到，《黄雀记》以极富想象力和隐喻意味的叙述语言来撑起并不富饶丰盈的小说叙事，这是苏童最为熟悉也最钟爱的方式。与描述平面的生活事实相比，他似乎是以一种哲学态度对待人物的心理现实与精神困境。就这个意义上说，苏童把小说的先锋姿态坚持得既不动声色又坚定持久。《黄雀记》见证着小说家的艺术理想，也为时代留下了一份心理创伤与艰难成长的精神记录。

　　作为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次难以复制的惊艳偶遇，金宇澄的《繁花》堪称奇书！对于这部奇书，喜欢它或者反对它的读者，都有特别坚定的理由。表面上看这是鉴赏态度或者美学趣味的分歧，但更为可能的，是它使既成的小说观念史发生了致命的裂隙。《繁花》真正的贡献，乃是它通过创造性的魔术般的语言魅力，重新启动了对于现代生活、世俗人性表达与小说形式的合法性认定，并且使人们有机会重新体味一种已然消失但却始终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需求。《生命册》的获奖，对于李佩甫来说是一次实至名归的文学旅程。在《羊的门》、《城的灯》之后，《生命册》完成了李佩甫的“平原写作”，但这远不是结束。二十世纪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内心创伤，始终是李佩甫难以释怀又置身其中的情结。李佩甫写作从来不是一种奇峰突起的喷发，与路遥及其写作相比，李佩甫笔下城与乡的纠缠来得更为内在而悠远，更像是永远无法走出的致命考验和文明的命运。

　　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应该是近年来王蒙精神状态与文章态度的写照。但此说法显然并不适合《这边风景》，这部“复活之作”创作成书于上个世纪70年代。《这边风景》　不仅在书写边地风貌及民族融合等方面堪称圣手，更在于它真实地呈现了一种坦荡无邪与至诚至性的生存哲学。由于历史命运的缘故，《这边风景》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元素，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与情节推动上，也显然属于那个时代的小说习惯。但对于人民的忠诚与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基调。而每一章文尾“小说人语”的设计补写，又构成了与文本主体跨时代的对话回应，具有一种奇妙的文本间性效应。作为唯一的“30后”作者，王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写作赋予他的生命活力，也看到了当代文学写作巨大的可能性。

（刊于8月23日解放日报“朝花”，转载须征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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