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

古文里有很多名词做动词用，比如，此处的“衣”就是指“穿衣服”，“食”就是指“吃饭”；“住”和“行”则还是动词做动词用。按语法应该是名词在前，动次在后才通顺，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把“食”放在前，“衣”就成了被吃的对象，这显然是古人很忌讳的，所以，就把“衣”排在了最前面。

其实，所谓“衣食住行”，衣用来遮蔽身体，食物用来填饱肚子，住处用来遮挡风雨，交通工具用来代步，四者缺一不可。但是，如果非要选一个最重要，那我大概会选择食物，毕竟，它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如果，食不果腹的话，那么，一切都是浮云。

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食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解决生活之需，而是发展成了带有文化特质的东西。中国的食文化，尤为独特，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而其中，食文化较为发达的时期，便是宋代。

众所周知，宋朝以种植业为主，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发展得很好，都市经济方兴未艾，《梦梁录·物产》记录了很多种蔬菜瓜果，飞禽鸟兽的名字，叫的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应有尽有。丰富的产物为食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北文化交融在一起，颇具探究性。

大宋南渡，北方人迁居到了南方，同时，也带来了烹饪技术和饮食风俗。杭州城内，汴梁人云集，川、鲁、冀等地的风味菜肴和食品也出现在市面上，传统的味道注入新鲜的血液，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不得不说，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加快了南北两方食文化的融合。

孟元老书中有云：“四面八方的珍奇菜肴，都聚集在市场售卖，不同口味，皆在庖厨，那些在京都谋生的厨子，时常要为达官贵人们准备宴席，奢华程度让人感叹不已。”宋神宗晚年之时，执着于设宴享乐，据说，一次宴席游玩要花去十余万白银。仁宗皇帝组织一次内宴，仅仅是蛤蜊这道菜就花去了二十八千。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身处帝位，觉得天子就应该享受一些平常百姓无法享受之物，所以，他愈发的追求豪华奢靡，挥金如土，四处搜刮民脂民膏满足自己的私欲。皇帝作为一国之君，都如此挥霍，底下的大臣见状，便放开了胆子，将饮食奢华视作一种时尚行为。司马光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富贵官宦之家，桌上事物云集天下珍奇，往往只为一时新鲜。”

宋真宗时期，宰相大人喜欢喝鸡舌汤，每天早晨都要喝，厨房的鸡毛都堆成了一座山。北宋中期，家底丰厚的吕夷简生活极尽奢华，内廷难以弄到的淮白糟鱼，他的夫人却能够整筐整筐的赠与他人。末年，饮食奢华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举个例子，权相蔡京召集下属开会，会议结束之后，安排美食犒赏大家，仅是蟹黄馒头这一盘菜，花费就达一千三百余缗，其他没有估算的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上面说到的，还有一次请客到府上喝酒，库房送上来十余瓶“黄雀肫”。

这种酒使用黄雀的胃部研制而成，制作繁杂，十分麻烦。众人一看见，便觉得很惊奇。席间，蔡京随口问了一句，库房还有多少存货？库吏答曰：“大概还有八十余瓶。”大家一听，惊奇的嘴巴长得更大了，普通的朝廷官员，一瓶难求，蔡宰相居然有一百多瓶，不诧异的话都不正常了。

后来，蔡京被人搞下台，士兵奉旨抄家之时，看到了满地的黄雀尸首，数目之多，令人咂舌。为了享用到最高品质的美食，他还在家中养了大量厨师，这些厨子各自分工，连制作包子要用到葱花，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切。可以说，历史上诸如蔡京一般的推崇浪费豪奢饮食之风的权贵一抓一大把，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说明了。

南迁之后，朝中重臣并没有因为北宋政权的倒台夹起尾巴做人，反而是越放肆。重臣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普通官员也仿照此做法。官场应酬，出手阔绰，即便只是一介小官，在招待客人之时，也尽是名菜名酒。如果是上级官员莅临，那就更不得了。

这边领着朝廷俸禄的官员肆意挥霍，那边百姓却过着吃不饱饭的艰难日子，往往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好一个鲜明对比。

南宋王炎看到此景，便写进了书中，大致意思就是：“山野百姓，只能靠蕨根勉强度日。成百上千人为了活下去，聚集在山间采挖蕨根，而后磨成粉，用水清洗干净以后当做食物，难以下咽，只得用生水送进肚里，长此以往，就因为肚子过度膨胀而失去了生命。”

世人都在感叹宋朝食物多样，饮食文化生机勃勃，但是，抛去那些表象，好生挖掘，则会发现其中隐藏的诸多不美好之处。

参考资料：

『《民生主义》、《梦梁录·物产》、《宋朝的那些“变态美食”》』